第330章 快去看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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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多少？统计出来没有？”
“山西4个，四川5个.广东34个，辽宁40个。”
中影的工作人员一张张的统计，看到辽宁这儿，实在忍不住了，倒吸一口凉气。
“特娘的，35个，他们辽宁放的完么？”
这会儿放映周期长，一部电影，先在大城市里放，放完又在小城市放，这么一放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完事儿农村还要来来回回放，好片子一上映，至少五六年都不下线。
辽宁能有几个市？
一个市算下来，平均得有3—4个拷贝，太特么奢侈了。
“咋就放不完。”
一名中影的人满脸不屑，“人东北的工人，一下班没事儿就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小日子甭提有多美了，你当都跟你们那穷地方似得。”
“别吵吵了。”
统计的人拿着一张纸，快速计算，然后公布结果：
“《少林寺》，35mm拷贝，299个。”
结果一出，全都瞠目。
“草，再加一部就破300了！”
“这片子要火。”
“要不谁再加一个拷贝，给凑个整？”
辽宁的代表夹着皮包，非常豪爽，“我们再加一个。”
周围同行顿时羡慕不已。
没办法，人家发行收入高，说起话来腰杆自然够硬。
沙滩北街2号。
一间办公室里，一群中作协的同志，正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评奖活动。
这个奖，并不是往年由《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评选。
而是遵循茅盾同志遗愿，为中国长篇发展建立的长篇奖项：
“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怎么评？怎么办？
这是摆在中作协面前的大问题。
此前，中作协已经有过全国优秀的评奖经验。
那会儿采取的方式是专家和群众相结合。
也就是群众投票，专家也来推荐。
既欢迎各条战线上的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也恳切希望各地的文艺刊物、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协助介绍。
后来又办中篇评选，这时候就更成熟了，专门成立一个读书会，聘请了大概18个文艺工作者，让这18个人进行了一个月时间的与外界隔绝的全封闭阅读，最后由他们讨论出评选的最终结果。
基于这样严谨的评选制度，几次评奖，可以说都办的很成功。
这回茅奖怎么办呢？
当然要吸收前面几次的经验。
于是中作协组织出一个“创研室”，来对作品进行评选，由《文艺报》的编辑谢永旺来负责评奖的日常事务。
谢永旺这会儿已经面无血色了。
茅奖的评选，弄的是轰轰烈烈。
这是新中国首次长篇评选。
评选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创建的那些长篇。
几十年，这得有多少？
经各省市的作协分会、出版社以及大型文学期刊编辑部讨论，来自全国的58个单位，最后给他们创研室推荐了一共143部符合评奖要求的长篇。
注意，143部长篇！
143部！
长篇！
要么说文学是个体力活。
写作品就够难的了，看作品一样的难。
他们这个“创研室”一共19位评论工作者。
就这19个人，要看完143部长篇，还要从其中挑选出18部作品供评委会参考。
最后评委会再从这18部提名作品里，确定6部最终获选篇目。
“.”
就够费劲了，讨论作品更困难，谢永旺最近最头疼的就是江弦的作品。
“江弦这么年轻，怎么长篇的创作数目比那么多老作家都多？”
“是啊，从他发行第一篇作品开始，这才几年啊，怎么写了这么多长篇。”
创研室的人叽叽喳喳讨论着。
在143部获得推荐的长篇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江弦的作品了。
别人能获得推荐就不错了，他一下子被推荐了好几篇。
茅奖对长篇的字数规定是13万字以上的。
所以江弦的《芙蓉镇》《米》《草房子》《铜钱街》《许三观卖血记》.这几篇字数满足要求的，都获得了文艺工作者们的推荐。
这里就要说一下了。
《琉璃月照铜钱街》这篇，本身字数是不够的。
但是因为作家出版社帮江弦出版的时候，让他重新写了一个增补版。
这字数一下子就够了。
满足了茅奖的评奖要求。
“江弦这几篇获推荐的都是好作品，我觉得都能满足评奖条件，有资格拿奖。”创研室名为薛凝雪的评论家说。
这段时间，他们创研室就江弦的问题商讨很久了。
到底应该从江弦的几篇获推荐作品里选择一篇。
还是让他的几篇作品都获奖。
这也是这名作家特殊所在，别的作家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都有资格拿奖，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全拿了啊。”
另一名同志开口道：“我们最后只有六部作品能获奖，每一个席位都非常宝贵，都是对作家的激励，让江弦一个人拿几个奖，那不是席位的浪费么？”
“可是要怎么选择一篇出来？”
有人皱眉，“江弦这几篇，我看很难分得出个高低。”
最后讨论半天，谢永旺想出了个办法。
“光未然同志也讲了，我们评选作品，要‘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
“那么这样，我看今年，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到‘现实主义文学’上面。”
“.”
创研室一下子安静了。
几个人眼前一亮，要么谢永旺是主任呢？
工作能力在这摆着！
他们这个“创研室”评选作品，理所当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
这既合理也合规。
而且也帮他们解决了个大问题。
只要在江弦的获选作品里，加上“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筛选条件，那么就只有《芙蓉镇》《许三观卖血记》这么两部作品符合条件了。
情形一下子明朗许多。
只是无形中，苦了一部分其他题材的优秀长篇。
因为江弦的问题，让他们这些池鱼也被殃及。
高密县。
十月的山东昼夜温差也挺大，一会儿热的要穿棉袄，一会凉的又能穿衬衫。
张世家早上九点才去单位，到了发现自己居然还是第一个来的。
这是他们文化馆的常态，张世家也习以为然。
点一支烟，看了会儿杂志，又拆起了门口收发室送来的信。
他们文化馆，也常常会收到一些群众的来信。
有些群众甚至会在信里表示他们对眼前的苦难非常绝望，或是对人生、对未来比较迷茫，希望文化馆的人给他们一些建议。
张世家这些九点都不用上班的人，就会写一些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好日子就在眼前之类的话，激励他们继续在生活中奔波。
最近张世家收到比较多的，是群众们对《红高粱》这篇的交流。
有很多读者，都被里余占鳌那些人身上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震撼和感动到了。
都说，以前没看过这样的，太有意思了。
还有个读者讲了个故事，说自己将这篇，讲给了他不识字的爷爷听，问他爷爷高密县有没有余占鳌这么个人。
他那已经八十多岁的爷爷，居然说以前的高密真的有余占鳌这么一个人，里面写的事情也真实的发生过，他爷爷当年还跟着这个人去烧过地主家的房子，分过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吃。
张世家看的心中震撼。
江弦这位作家并不是他们高密的人，却能把他们高密这片土地上，连他都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写成，还写的那样精彩，那样壮烈。
当然了，也有骂《红高粱》这的，觉得瞎扯。
“这作者一看就没种过地。”
“高粱还能又高又漂亮。”
“呸，败家玩意才种那样的。”
“矮种的高粱才高产。”
这倒也是实话。
里所写的那样又高又茂密的漂亮高粱地，现实里太少能见到了。
因为矮种的高粱更高产，农民更爱种。
在另一时空，张艺谋就吃了这个亏。
他准备拍《红高粱》的时候，为了拍出描述的那种高高的、随风摇摆的高粱场面，亲自来到高密，租地，找村民种高粱，总共要种100亩。
他和村民约定好，高粱最后归村民，他只要拍戏用。
等种出来，到了高粱地，张艺谋傻眼了。
100亩高粱，有一半多都是矮种！
原来村民为了产量，都没买他要的那种高粱种子，都种的高产的矮种。
远远看过去，高粱地那叫一个杂乱无章，跟美这个字完全不沾边，更别说像里的场景了，完全拍不出他要的唯美场面。
后面张艺谋又想给矮种高粱施肥，把化肥发给村民，让他们施到地里，结果村民们领了化肥就悄悄拉回家里去了。
那年头，咱们国内化肥这玩意稀缺。
“.”
张世家看了一会儿信，忽然看到其中有一封，地址是京城沙滩北街2号《人民文学》编辑部。
反应几秒，他精神一振。
“《人民文学》回信了！”
马上拆开信，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册198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
张世家先是看信：
“高密县文化馆的同志：
见字如晤，十分荣幸收到你们的来信，《人民文学》编辑部已代你们转交江弦同志”
大意就是你们的信，我们已经给江弦了，经他确认，知道你们高密县就是《红高粱》这篇的故事发生地点，我们也很惊讶。
至于你们要的创作谈，我们也和江弦约了，他已经写了出来，并且刊发在了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已经随信赠于你们一册。
张世家先是激动，因为从江弦嘴里确认了高密县就是《红高粱》的故事背景地点。
听《人民文学》的编辑说，江弦还发表了一篇创作谈在第十期《人民文学》上，张世家赶忙翻开随信所赠的那册《人民文学》。
翻开目录，很快找到创作谈所在那页。
江弦说《红高粱》出版以后，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说这是寻根文学，但其实现在回想，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寻根意图，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无形的契合了寻根的文学主张。
对于自己对高密县的了解，江弦把他归功于自己下乡插队的时候，因为无聊，经常和其他知青凑在一块儿听故事。
大家知道的故事都不多，所以一个故事能翻来覆去的听好几遍。
至于高密县的几件事情，是他从一个知青那儿听来的，故事的来源，是因为那个知青有高密县的县志。
张世家有点失望，他还真以为江弦或许在某个时候来过高密，这才把高密写的这样漂亮。
不过他的这一点失望只是短暂的，看完后面的内容，张世家激动不已，扬起书稿就往馆长那儿跑。
“您看看这个。”
他把第10期的《人民文学》放到馆长面前。
“什么东西，大惊小怪。”
馆长喝了口水，看完张世家让他看的文章以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咱们高密县还有这样的人物？”
江弦在文章里，说余占鳌这个人物借鉴了高密县的一个姓曹的人的生平经历。
说是原型其实算不上，因为这个人不跟余占鳌一样是土匪，人家有文化，甚至还上过大学。
不过几桩大事都是这个曹XX干过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红高粱》写的那场伏击战。
馆长和张世家赶紧查阅县志，果然查到，在民国时期，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
其间，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
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
曹XX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XX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
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
查到这些事情以后，馆长和张世家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甚至有点自豪。
馆长又觉得遗憾，“可惜这个曹XX是那边的人，不值得宣传，更不值得树碑立传。”
张世家却觉得可以换个角度。
“又不是光他自己参加了这次战斗，还有我们的老百姓呢，他们也流了血。”
馆长一想，顿觉张世家是个天才。
是啊。
我们高密的先辈们都为这片土地流了血！
有些人还丢了命。
怎么就不值得为他们树碑立传？
想通这一点，馆长马上决定继续在高密扩大《红高粱》这篇的影响力。
张世家回去以后也写东西。
他给管谟业写信。
他要告诉他。
江弦《红高粱》在家乡越来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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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的工作人员一张张的统计，看到辽宁这儿，实在忍不住了，倒吸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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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放映周期长，一部电影，先在大城市里放，放完又在小城市放，这么一放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完事儿农村还要来来回回放，好片子一上映，至少五六年都不下线。
辽宁能有几个市？
一个市算下来，平均得有3—4个拷贝，太特么奢侈了。
“咋就放不完。”
一名中影的人满脸不屑，“人东北的工人，一下班没事儿就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小日子甭提有多美了，你当都跟你们那穷地方似得。”
“别吵吵了。”
统计的人拿着一张纸，快速计算，然后公布结果：
“《少林寺》，35mm拷贝，299个。”
结果一出，全都瞠目。
“草，再加一部就破300了！”
“这片子要火。”
“要不谁再加一个拷贝，给凑个整？”
辽宁的代表夹着皮包，非常豪爽，“我们再加一个。”
周围同行顿时羡慕不已。
没办法，人家发行收入高，说起话来腰杆自然够硬。
沙滩北街2号。
一间办公室里，一群中作协的同志，正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评奖活动。
这个奖，并不是往年由《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评选。
而是遵循茅盾同志遗愿，为中国长篇发展建立的长篇奖项：
“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怎么评？怎么办？
这是摆在中作协面前的大问题。
此前，中作协已经有过全国优秀的评奖经验。
那会儿采取的方式是专家和群众相结合。
也就是群众投票，专家也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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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办中篇评选，这时候就更成熟了，专门成立一个读书会，聘请了大概18个文艺工作者，让这18个人进行了一个月时间的与外界隔绝的全封闭阅读，最后由他们讨论出评选的最终结果。
基于这样严谨的评选制度，几次评奖，可以说都办的很成功。
这回茅奖怎么办呢？
当然要吸收前面几次的经验。
于是中作协组织出一个“创研室”，来对作品进行评选，由《文艺报》的编辑谢永旺来负责评奖的日常事务。
谢永旺这会儿已经面无血色了。
茅奖的评选，弄的是轰轰烈烈。
这是新中国首次长篇评选。
评选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创建的那些长篇。
几十年，这得有多少？
经各省市的作协分会、出版社以及大型文学期刊编辑部讨论，来自全国的58个单位，最后给他们创研室推荐了一共143部符合评奖要求的长篇。
注意，143部长篇！
143部！
长篇！
要么说文学是个体力活。
写作品就够难的了，看作品一样的难。
他们这个“创研室”一共19位评论工作者。
就这19个人，要看完143部长篇，还要从其中挑选出18部作品供评委会参考。
最后评委会再从这18部提名作品里，确定6部最终获选篇目。
“.”
就够费劲了，讨论作品更困难，谢永旺最近最头疼的就是江弦的作品。
“江弦这么年轻，怎么长篇的创作数目比那么多老作家都多？”
“是啊，从他发行第一篇作品开始，这才几年啊，怎么写了这么多长篇。”
创研室的人叽叽喳喳讨论着。
在143部获得推荐的长篇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江弦的作品了。
别人能获得推荐就不错了，他一下子被推荐了好几篇。
茅奖对长篇的字数规定是13万字以上的。
所以江弦的《芙蓉镇》《米》《草房子》《铜钱街》《许三观卖血记》.这几篇字数满足要求的，都获得了文艺工作者们的推荐。
这里就要说一下了。
《琉璃月照铜钱街》这篇，本身字数是不够的。
但是因为作家出版社帮江弦出版的时候，让他重新写了一个增补版。
这字数一下子就够了。
满足了茅奖的评奖要求。
“江弦这几篇获推荐的都是好作品，我觉得都能满足评奖条件，有资格拿奖。”创研室名为薛凝雪的评论家说。
这段时间，他们创研室就江弦的问题商讨很久了。
到底应该从江弦的几篇获推荐作品里选择一篇。
还是让他的几篇作品都获奖。
这也是这名作家特殊所在，别的作家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都有资格拿奖，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全拿了啊。”
另一名同志开口道：“我们最后只有六部作品能获奖，每一个席位都非常宝贵，都是对作家的激励，让江弦一个人拿几个奖，那不是席位的浪费么？”
“可是要怎么选择一篇出来？”
有人皱眉，“江弦这几篇，我看很难分得出个高低。”
最后讨论半天，谢永旺想出了个办法。
“光未然同志也讲了，我们评选作品，要‘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
“那么这样，我看今年，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到‘现实主义文学’上面。”
“.”
创研室一下子安静了。
几个人眼前一亮，要么谢永旺是主任呢？
工作能力在这摆着！
他们这个“创研室”评选作品，理所当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
这既合理也合规。
而且也帮他们解决了个大问题。
只要在江弦的获选作品里，加上“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筛选条件，那么就只有《芙蓉镇》《许三观卖血记》这么两部作品符合条件了。
情形一下子明朗许多。
只是无形中，苦了一部分其他题材的优秀长篇。
因为江弦的问题，让他们这些池鱼也被殃及。
高密县。
十月的山东昼夜温差也挺大，一会儿热的要穿棉袄，一会凉的又能穿衬衫。
张世家早上九点才去单位，到了发现自己居然还是第一个来的。
这是他们文化馆的常态，张世家也习以为然。
点一支烟，看了会儿杂志，又拆起了门口收发室送来的信。
他们文化馆，也常常会收到一些群众的来信。
有些群众甚至会在信里表示他们对眼前的苦难非常绝望，或是对人生、对未来比较迷茫，希望文化馆的人给他们一些建议。
张世家这些九点都不用上班的人，就会写一些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好日子就在眼前之类的话，激励他们继续在生活中奔波。
最近张世家收到比较多的，是群众们对《红高粱》这篇的交流。
有很多读者，都被里余占鳌那些人身上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震撼和感动到了。
都说，以前没看过这样的，太有意思了。
还有个读者讲了个故事，说自己将这篇，讲给了他不识字的爷爷听，问他爷爷高密县有没有余占鳌这么个人。
他那已经八十多岁的爷爷，居然说以前的高密真的有余占鳌这么一个人，里面写的事情也真实的发生过，他爷爷当年还跟着这个人去烧过地主家的房子，分过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吃。
张世家看的心中震撼。
江弦这位作家并不是他们高密的人，却能把他们高密这片土地上，连他都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写成，还写的那样精彩，那样壮烈。
当然了，也有骂《红高粱》这的，觉得瞎扯。
“这作者一看就没种过地。”
“高粱还能又高又漂亮。”
“呸，败家玩意才种那样的。”
“矮种的高粱才高产。”
这倒也是实话。
里所写的那样又高又茂密的漂亮高粱地，现实里太少能见到了。
因为矮种的高粱更高产，农民更爱种。
在另一时空，张艺谋就吃了这个亏。
他准备拍《红高粱》的时候，为了拍出描述的那种高高的、随风摇摆的高粱场面，亲自来到高密，租地，找村民种高粱，总共要种100亩。
他和村民约定好，高粱最后归村民，他只要拍戏用。
等种出来，到了高粱地，张艺谋傻眼了。
100亩高粱，有一半多都是矮种！
原来村民为了产量，都没买他要的那种高粱种子，都种的高产的矮种。
远远看过去，高粱地那叫一个杂乱无章，跟美这个字完全不沾边，更别说像里的场景了，完全拍不出他要的唯美场面。
后面张艺谋又想给矮种高粱施肥，把化肥发给村民，让他们施到地里，结果村民们领了化肥就悄悄拉回家里去了。
那年头，咱们国内化肥这玩意稀缺。
“.”
张世家看了一会儿信，忽然看到其中有一封，地址是京城沙滩北街2号《人民文学》编辑部。
反应几秒，他精神一振。
“《人民文学》回信了！”
马上拆开信，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册198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
张世家先是看信：
“高密县文化馆的同志：
见字如晤，十分荣幸收到你们的来信，《人民文学》编辑部已代你们转交江弦同志”
大意就是你们的信，我们已经给江弦了，经他确认，知道你们高密县就是《红高粱》这篇的故事发生地点，我们也很惊讶。
至于你们要的创作谈，我们也和江弦约了，他已经写了出来，并且刊发在了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已经随信赠于你们一册。
张世家先是激动，因为从江弦嘴里确认了高密县就是《红高粱》的故事背景地点。
听《人民文学》的编辑说，江弦还发表了一篇创作谈在第十期《人民文学》上，张世家赶忙翻开随信所赠的那册《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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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弦说《红高粱》出版以后，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说这是寻根文学，但其实现在回想，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寻根意图，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无形的契合了寻根的文学主张。
对于自己对高密县的了解，江弦把他归功于自己下乡插队的时候，因为无聊，经常和其他知青凑在一块儿听故事。
大家知道的故事都不多，所以一个故事能翻来覆去的听好几遍。
至于高密县的几件事情，是他从一个知青那儿听来的，故事的来源，是因为那个知青有高密县的县志。
张世家有点失望，他还真以为江弦或许在某个时候来过高密，这才把高密写的这样漂亮。
不过他的这一点失望只是短暂的，看完后面的内容，张世家激动不已，扬起书稿就往馆长那儿跑。
“您看看这个。”
他把第10期的《人民文学》放到馆长面前。
“什么东西，大惊小怪。”
馆长喝了口水，看完张世家让他看的文章以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咱们高密县还有这样的人物？”
江弦在文章里，说余占鳌这个人物借鉴了高密县的一个姓曹的人的生平经历。
说是原型其实算不上，因为这个人不跟余占鳌一样是土匪，人家有文化，甚至还上过大学。
不过几桩大事都是这个曹XX干过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红高粱》写的那场伏击战。
馆长和张世家赶紧查阅县志，果然查到，在民国时期，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
其间，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
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
曹XX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XX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
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
查到这些事情以后，馆长和张世家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甚至有点自豪。
馆长又觉得遗憾，“可惜这个曹XX是那边的人，不值得宣传，更不值得树碑立传。”
张世家却觉得可以换个角度。
“又不是光他自己参加了这次战斗，还有我们的老百姓呢，他们也流了血。”
馆长一想，顿觉张世家是个天才。
是啊。
我们高密的先辈们都为这片土地流了血！
有些人还丢了命。
怎么就不值得为他们树碑立传？
想通这一点，馆长马上决定继续在高密扩大《红高粱》这篇的影响力。
张世家回去以后也写东西。
他给管谟业写信。
他要告诉他。
江弦《红高粱》在家乡越来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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