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罗秀兰娓娓道说茶马互市
第十五章：罗秀兰娓娓道说茶马互市
刘惠恕
且说重庆城已取初安，杨复盆、董琼英婚后数日，黄义明召集军中众将召开军事会议，议题是如何到中原买得战马。而取重庆，控制由巫山入蜀的川江口水道，再利用长江水道，赴中原买战马，原本即黄义明在这次出师取重庆城前，与诸葛邦格、迟浩云、韩百知、计子善、吴免冠五位副邦长协商一致的平四川战略计划。
在会上黄义明问谁可承担赴中原买马重任时？董琼英道：自己原军中副将罗秀兰是西安骡马市人，武功可以，祖上原即从事贩马一业，可担此重任。黄义明急叫罗秀兰前来议事，但见此女长得膀大腰粗，面露精悍之气，到是块从商的料子。黄义明遂告知欲拨银五万两，准备从中原买马两千匹的计划，问罗秀兰能否承担此重任？罗秀兰对此自无异议。黄义明于是从原董琼英军中点了一百女兵，叫其带领，以便见机行事。后来一想到中原贩马是一件苦活险活，光叫女子不行，就又叫第一军主将俞伯海带上一百男兵与之同行。原第一军军务，由该军副将任克直暂领。这俞伯海也是一名长得五大三粗的汉子，与罗秀兰倒是天生的一对。黄义明原本想叫二人假扮夫妇，一路同行，又问了一下二人皆无婚配，相互间又无歧见，军中事简，原无太多讲究，遂假事真做，介绍二人成了真夫妻，择吉日为二人完婚，让他们各带男女兵一百，同赴中原买马，具体听从罗秀兰指挥。
行前黄义明问及罗秀兰有关骡马市的过往情况及她准备如何买马？罗秀兰答道：我祖上为西安骡马市马王庙巷人，巷中因有庙供奉“马王神”而得名。“马王庙”位巷子中间，每年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日，“西五台菩萨圣会”时，“马王庙”也向市民开放三天，以供善男信女朝拜，我家即住马王庙右首。
罗秀兰又向黄义明介绍有关骡马市的历史道：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大将徐达攻克元奉元城（元奉元路路城，唐旧都长安），遂改名为“西安府”。这也是唐旧都长安在历史上首次被称作“西安”。明朝为加强戍边，将西安府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重镇，此骡马市旧名骡马店，位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段南侧，共由水车巷、肋子巷、马王庙巷，戴家巷，惠家巷五条巷子组成，因巷子内多骡马店家而得名。骡马店是专为长途贩马的商贩和马夫而设的，院门宽大,可供车马出入。门前广场有拴马桩,来往骡马可拴在桩上休息。店内与街上均骡马厩、马槽林立,草料俱全,喂养牲口的各种用具不缺，有修理马鞍、镶马蹄等的专用工匠。另有专门的马医，掌握治马的各种秘方，凡属马疾如连疮腿、疱疹、乳腺痈肿以及无名肿毒等症，均能救治。而据《明臣奏议》卷十《马步升：巡抚事宜疏》记载，明弘治年间，有陕西、河南客商，贩卖骡马，每年约有数万匹，俱从潼关经过，然后到河南、山东一带销售。由此可见骡马店的繁华。约至明嘉靖末期，西安骡马店因日趋繁荣而成市，遂有“骡马市”之名，此见于明文献《西安府城图》的记载，其云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此地到处是牲畜交易市场。有关于骡马市的繁华，尚见于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中所记：“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
罗秀兰又道：而导致骡马市繁荣的原因，是因为明代实行茶马互市制度。在明朝，由于实行“以茶易马”的戍边制夷政策，陕西边防地区享受一种特殊优惠政策。如洪武五年(1372年)以陕西茶易西番马，“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由于中原地区茶价低廉，而致西北暴涨，因此陕西商人以陕西为中心，奔走于西北、西南，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淮川，运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号称“陕西商帮。”而终明一朝，马匹并无定定价，总的趋势是：凡太平岁月马价低，至荒年、战乱年马价高。如见于《明会典》卷一七九所记：明洪武年间，南京的马价“钞800贯”，当时钞（纸币）不值钱，一贯约合铜钱13文—14文。而钞“钞800贯”，按每贯铜钱14文计算，仅能折铜钱3200文，而在明代，一两白银折1000文铜钱，钞800贯，即折银3.2两，由此可见马价之低。当时一两白银（1000文铜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也就是说：当时一匹马的价格，不过相当于1500斤左右大米的价钱。明永乐时期（1403—1424年），一匹马才卖4两银子，从蒙古购买了一批蒙古马，均价约4.35两白银。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北京的一匹马价需“银6—8两”，各地马价多在白银10两左右。而马价后来日贵，当与边疆打仗有关。嘉靖时期，一匹马要卖13-18两银子（3900-5400元）。另见于《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记载，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隶御史建议平抑马价，“请以江南江北马匹尽折准改折每匹马征银二十四两”。而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在北京买一匹马需钱银15—20两，买一匹好马则需银三十两。时至明中晚期，一匹马价约在70到80两白银之间，但当时南北方马价并非完全一致。在北方，马价稍廉，因为每五户人家，能养马一匹。而在南方，马价较贵，因为每十户人家方能养马一匹。此外，当时一个专门养马马夫的佣薪，约年40两银子，较一个正七品知县，年薪约60两白银，差距不是很大。其原因是马料耗资甚多，见于《宛署杂记》一书所记，当时养一头牛，养二十月，用草料银一两六钱，而养马的费用当为此倍数不止，因为养马需喂豆料。而明代一个普通人要弄到马匹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关外采购。按压低价算，崇祯年间（1628—1645年），50两银子可买一匹马，500两银子可买10马，5000两银子可买100匹马，5万两银子只能买得1000匹马。
上述崇祯年间的马价，约相当于当今马价，但尚未计算用马的人力成本。如折算用马的人力成本，明代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做婢女，价格在15到20两白银之间（一说买一个15岁的丫头回家，仅需银4两）。一个普通佣工，月薪多为2两白银。一亩上等水田，五口农家耕作一年，所得收银约七至八两。一个正七品知县，年薪约60两白银。是以在明代大街上能够骑马者，多为富人。明代名将戚继光手下的一个军人，一年的军饷才五两银子左右。而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最高的时不过两千多万两白银。当时崇祯皇帝一天的御膳费用约在300两白银，此与之前的万历皇帝与天启皇帝相比，其宫廷费用还是低的，此见于《五杂俎》、《国榷》、《明史》等文献的记载。
而计算明代马价的对于我军现赴西北买马的意义，其在于可折算出我邦以马养军的成本。如比较文献所计，其大致情况为：
明末的骑兵军饷，往往和家丁军饷同额，都是一年18两白银左右。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以来，明驻辽军队（包括外地援军）的军饷都家丁化了。总兵要用约4-5个步兵的军饷，去养一个家丁——实际也就是养一个骑兵。骑兵军饷高，是因为其需要有精湛马术及弓射精准，此外还需要有专业养马知识和每日饲马，比步兵要辛苦得多。此外，骑兵尚另需盔甲、武器，一个骑兵的盔甲价约折15两白银，兵器亦折15两白银。亦即以军马20两一匹计，一个骑兵养兵费为：20两军马费，另加18两以上的军饷，另加30两左右的盔甲军械费用。但此非全部。养一匹战马，真正贵重的是每天所需的马料费：一天至少三升豆、一束草。如果要养九万匹马，则一年要吃掉97万石豆子、2160万束草。仅马料费一项，即折银约300万两（明代一石折150斤，一束草价格格为24-25文铜钱）。明末辽东战争，通过海路运输的军粮已经是成本高昂，运去的米还多被海水泡烂。
而当时马料成本，具体见于崇祯二年的一份报告，其对于问题的答复是：民穷力尽在告困，尚不知采买于何方？搬运以何法？当时明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仅600斤左右，风调雨顺的时代，民众可勉强维持温饱。至于一遇饥荒，要另外供养大量肥壮军马，谈何容易？这是因为明代农业以牛耕为主，养马除了军用和承担部分运输任务外，几乎全无经济效率。征之实例，1627年西北大旱；1637年全国大旱；1641年，因旱江南地区的官宦人家都口粮不足，更惶及百姓，以致一些地区已经人相食了，更无喂马的马料，于是战马就比人尤先被饿死。而到松锦大战前夜，据关宁铁骑指挥官祖大寿的报告，其手下骑兵拥4803匹战马，巳有5个月没有领到豆料，只能给军马吃荒草。这个报告意味着：当时的关宁铁骑，实已丧失了骑兵战斗力。
而当时的后金政权，亦即满清先祖，在入关之前，共控制和掠夺了几百万汉人为奴，至其入关之时，所剩汉人不到20万众。所缺之人，除了被杀，更多则是被饿死了。而这些尤先被饿死的汉人，正是被后金政权所掠种粮养马的人。用人粮养马，正是当时满洲八旗集团的基本生存之道。而由此联想到八大王张献忠入川后，何以要屠蜀民养军，原因也就不难得知了。因为八大王入蜀，其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由于养马成本高昂，是以八大王要屠蜀民以养军，这如同后金政权要屠汉民以养马的政策同出一辙。所以当时的后金政权，人丁虽不旺，却从来不缺战马，得以成功入关。这不仅是因为其占有草原地利，同时也是因为其实施极端野蛮的以人养马政策。因为后金政权可以寡人，但只要其有马，就可以掌握战场优势，到处杀掠。而当时的明末政权，其生存环境虽与后金政权同一，但因其不能采取相同的以人养马政兼，这便最终导致了大明政权的败亡。
罗秀兰言说及此，黄义明问道：按罗姐所说，五万两白银是买不到二千匹军马的？罗秀兰答道：如果仅以现今一匹马价值50两银子计，五万两白银仅可买马一千匹，如果再加上买马所需人力成本、客栈中转费用，实际所能买马之数还得减半，亦即只能买得500匹战马。但此事如处理得宜，以五万两银子，不但能买到一千匹战马，甚至还能买到两千匹战马，而且在买马途中之人力成本费、客栈中转费用，以及我军将使用战马之养军费用均可省抵。
黄义明问道：此话又怎讲？罗秀兰答道：这就要涉及到对明代所行“茶马互市”制度的说明了。终明一朝，茶价高，马价低，以茶易马，获利甚大。而元帅要我入关买马，若想要获得成功，即以5万两银子买得2000匹马回归，也只能采取此策，即采取茶马互市制度。
黄义明道：愿听其详。罗秀兰道：我西南地区产茶叶而无马，西北地区产马而无茶叶，我出行之初，可先赴西南地区采购茶叶，再赴在西安设中转茶马客栈，出西口以茶叶易马。而以此法持久互市，所赢之利不仅可以如数买马，甚至可以之赢利养军，
黄义明道：愿听其详。罗秀兰道：要弄明白这一问题，先得知晓在明代茶马互市制度的设立及茶与马的价比。其概况为：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废旧元河州路（治枹罕县），置河州卫（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临夏市），属西安行都卫。并于该年在河州地区设立茶马司，总领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茶叶与马匹的贸易，称之为“茶马互市”制度，此见于《明史》所记：洪武四年（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今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另据《河州志》所记，该年为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或云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关于明初茶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壮军力、驭番民，隔强虏。”此见于《洮州厅志》所记：“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三大利，捐山泽之毛收騋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给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但从这一制度实施的后果来看，则是促进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繁荣，使河州成为“秦陇以西、繁荣称首”的“乐土”。并养成了河州人酷爱饮茶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款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茶是河州最好的见面礼，河州人甚至把“订婚”叫做“送订茶”。
茶与互市制度得以成立，按明初士人的说法是：“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以茶给番，“固番人心”。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矣”。“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番人以茶为命”，“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挥地方安置住札，授以官职，联络相承，以马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反叛”。一方面以显爵拢之，另一方面以日不可缺的茶制之。“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
上述是当时人的说法。但是茶马互市制度的设立，对我邦现今购马安邦的意义来说，则是它确立了茶价高于马价的比价，使我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比价，出较少的钱，买到我邦急需的两千匹战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明初所订立的河州茶马互贸的价比是茶高马低，大致情况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上马30篦（每篦约3斤，合90斤），中马二十篦（合60斤），下马十五六篦（合四五十斤）。而在明初70余年中，或是一年一征，或是一年数征，或是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是数千匹，但大部份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约在20万匹以上。而延至今世，马价已抬高至：上马易茶100斤左右，中马易茶80斤左右，下马易茶60斤左右。
但茶价高马价低的价格仍未改。以实例为征：
见于明嘉靖版《福宁州志•食货•贡辨》一书所记：当时芽茶84斤12两，值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而至万历九年（1581年），每斤芽茶估银0.08两，叶茶0.02两。
当时的银价是一两银子，折铜钱1000文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而当时在边贸市场上，缺粮的蒙古人，只要6-8两银子就可以把马卖给明廷（有时甚至不用付钱，以粮易马即可）。而以万历年叶茶每斤折银0.02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叶茶40斤，仅需银0.8两。如以芽茶计每斤折银0.08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芽茶40斤，仅需银3.2两。但直接用银子买马，同样在万历年间，在关外买一匹马，需银均价20两，买一匹好马，需三十两银子，买普通的马，约需银十五两（当时华北地区一匹马是20两银子，从山西到北京，基本都是这个价）。由此可见其中差价之大。
言说及此，罗秀兰又道：上述所说是明万历年茶马互市时，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但万历年间关外一匹马的均价是银20两，而现今已涨至一匹马均价50两银子，而以茶易马的比价却未曾大变，由此可见到关外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因此说元帅要我赴中原买马，若想获成功，只能采取茶马互市的方子，出边关买马。若此，不但能以5万两银子买得2000匹马回归，而其间获利空间，不但能充抵买马的人力资本，甚至也能补充军资。
听罢罗秀兰所述，黄义明大笑道：看罗姐身材，五大三粗，似练武的料子，不意讲起贩马一事，却满腹经纶，年少时必读书不少。
罗秀兰答道：我年少时家中有钱，家父乃西北马商，花钱请私廓先生教我识字。我生性玩劣，喜习武而不喜读书，为此挨了不少先生戒尺和家父鞭打，但在家父与私廓先生逼迫下，我也读了不少书。此外祖上一直在西北以贩马为业，耳濡目睹，是以颇熟悉西北贩马旧事。
黄义明听罢问道：双亲现何在？罗秀兰答道：均死于清虏入关征剿之战，我随逃难人群自汉中入川，投靠琼姐为生。众人听罗秀兰所述，一时皆神色怆然。黄义明道：往事已不可追，原以我辈努力，为蜀地落难民众造福，共创大同伟业。众人一齐说好。
黄义明又问罗秀兰如何具体安排行程？罗秀兰答道：我欲与夫婿俞伯海携二百兵众先化装成商队，由重庆下长江，在沿途湖广，安徽、江浙等产茶地，以低价收购茶农手中茶叶，然后顺大运河、淮河、颍河、黄河故道过河南，抵西安。在西安重寻家父故人设茶马栈屯茶，同时派人赴西北河州地区以茶易马，再通过西北陆路与黄、淮、长江水路，陆续将所购得之马匹运抵重庆。
黄义明道：罗姐此计甚妙，只是不知重庆何时可见马？罗秀兰道：如计划进展顺利，所购得的头批马约两个月后可见。黄义明与军中诸将一齐道好。
2023年9月9日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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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恕
且说重庆城已取初安，杨复盆、董琼英婚后数日，黄义明召集军中众将召开军事会议，议题是如何到中原买得战马。而取重庆，控制由巫山入蜀的川江口水道，再利用长江水道，赴中原买战马，原本即黄义明在这次出师取重庆城前，与诸葛邦格、迟浩云、韩百知、计子善、吴免冠五位副邦长协商一致的平四川战略计划。
在会上黄义明问谁可承担赴中原买马重任时？董琼英道：自己原军中副将罗秀兰是西安骡马市人，武功可以，祖上原即从事贩马一业，可担此重任。黄义明急叫罗秀兰前来议事，但见此女长得膀大腰粗，面露精悍之气，到是块从商的料子。黄义明遂告知欲拨银五万两，准备从中原买马两千匹的计划，问罗秀兰能否承担此重任？罗秀兰对此自无异议。黄义明于是从原董琼英军中点了一百女兵，叫其带领，以便见机行事。后来一想到中原贩马是一件苦活险活，光叫女子不行，就又叫第一军主将俞伯海带上一百男兵与之同行。原第一军军务，由该军副将任克直暂领。这俞伯海也是一名长得五大三粗的汉子，与罗秀兰倒是天生的一对。黄义明原本想叫二人假扮夫妇，一路同行，又问了一下二人皆无婚配，相互间又无歧见，军中事简，原无太多讲究，遂假事真做，介绍二人成了真夫妻，择吉日为二人完婚，让他们各带男女兵一百，同赴中原买马，具体听从罗秀兰指挥。
行前黄义明问及罗秀兰有关骡马市的过往情况及她准备如何买马？罗秀兰答道：我祖上为西安骡马市马王庙巷人，巷中因有庙供奉“马王神”而得名。“马王庙”位巷子中间，每年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日，“西五台菩萨圣会”时，“马王庙”也向市民开放三天，以供善男信女朝拜，我家即住马王庙右首。
罗秀兰又向黄义明介绍有关骡马市的历史道：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大将徐达攻克元奉元城（元奉元路路城，唐旧都长安），遂改名为“西安府”。这也是唐旧都长安在历史上首次被称作“西安”。明朝为加强戍边，将西安府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重镇，此骡马市旧名骡马店，位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段南侧，共由水车巷、肋子巷、马王庙巷，戴家巷，惠家巷五条巷子组成，因巷子内多骡马店家而得名。骡马店是专为长途贩马的商贩和马夫而设的，院门宽大,可供车马出入。门前广场有拴马桩,来往骡马可拴在桩上休息。店内与街上均骡马厩、马槽林立,草料俱全,喂养牲口的各种用具不缺，有修理马鞍、镶马蹄等的专用工匠。另有专门的马医，掌握治马的各种秘方，凡属马疾如连疮腿、疱疹、乳腺痈肿以及无名肿毒等症，均能救治。而据《明臣奏议》卷十《马步升：巡抚事宜疏》记载，明弘治年间，有陕西、河南客商，贩卖骡马，每年约有数万匹，俱从潼关经过，然后到河南、山东一带销售。由此可见骡马店的繁华。约至明嘉靖末期，西安骡马店因日趋繁荣而成市，遂有“骡马市”之名，此见于明文献《西安府城图》的记载，其云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此地到处是牲畜交易市场。有关于骡马市的繁华，尚见于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中所记：“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
罗秀兰又道：而导致骡马市繁荣的原因，是因为明代实行茶马互市制度。在明朝，由于实行“以茶易马”的戍边制夷政策，陕西边防地区享受一种特殊优惠政策。如洪武五年(1372年)以陕西茶易西番马，“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由于中原地区茶价低廉，而致西北暴涨，因此陕西商人以陕西为中心，奔走于西北、西南，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淮川，运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号称“陕西商帮。”而终明一朝，马匹并无定定价，总的趋势是：凡太平岁月马价低，至荒年、战乱年马价高。如见于《明会典》卷一七九所记：明洪武年间，南京的马价“钞800贯”，当时钞（纸币）不值钱，一贯约合铜钱13文—14文。而钞“钞800贯”，按每贯铜钱14文计算，仅能折铜钱3200文，而在明代，一两白银折1000文铜钱，钞800贯，即折银3.2两，由此可见马价之低。当时一两白银（1000文铜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也就是说：当时一匹马的价格，不过相当于1500斤左右大米的价钱。明永乐时期（1403—1424年），一匹马才卖4两银子，从蒙古购买了一批蒙古马，均价约4.35两白银。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北京的一匹马价需“银6—8两”，各地马价多在白银10两左右。而马价后来日贵，当与边疆打仗有关。嘉靖时期，一匹马要卖13-18两银子（3900-5400元）。另见于《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记载，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隶御史建议平抑马价，“请以江南江北马匹尽折准改折每匹马征银二十四两”。而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在北京买一匹马需钱银15—20两，买一匹好马则需银三十两。时至明中晚期，一匹马价约在70到80两白银之间，但当时南北方马价并非完全一致。在北方，马价稍廉，因为每五户人家，能养马一匹。而在南方，马价较贵，因为每十户人家方能养马一匹。此外，当时一个专门养马马夫的佣薪，约年40两银子，较一个正七品知县，年薪约60两白银，差距不是很大。其原因是马料耗资甚多，见于《宛署杂记》一书所记，当时养一头牛，养二十月，用草料银一两六钱，而养马的费用当为此倍数不止，因为养马需喂豆料。而明代一个普通人要弄到马匹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关外采购。按压低价算，崇祯年间（1628—1645年），50两银子可买一匹马，500两银子可买10马，5000两银子可买100匹马，5万两银子只能买得1000匹马。
上述崇祯年间的马价，约相当于当今马价，但尚未计算用马的人力成本。如折算用马的人力成本，明代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做婢女，价格在15到20两白银之间（一说买一个15岁的丫头回家，仅需银4两）。一个普通佣工，月薪多为2两白银。一亩上等水田，五口农家耕作一年，所得收银约七至八两。一个正七品知县，年薪约60两白银。是以在明代大街上能够骑马者，多为富人。明代名将戚继光手下的一个军人，一年的军饷才五两银子左右。而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最高的时不过两千多万两白银。当时崇祯皇帝一天的御膳费用约在300两白银，此与之前的万历皇帝与天启皇帝相比，其宫廷费用还是低的，此见于《五杂俎》、《国榷》、《明史》等文献的记载。
而计算明代马价的对于我军现赴西北买马的意义，其在于可折算出我邦以马养军的成本。如比较文献所计，其大致情况为：
明末的骑兵军饷，往往和家丁军饷同额，都是一年18两白银左右。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以来，明驻辽军队（包括外地援军）的军饷都家丁化了。总兵要用约4-5个步兵的军饷，去养一个家丁——实际也就是养一个骑兵。骑兵军饷高，是因为其需要有精湛马术及弓射精准，此外还需要有专业养马知识和每日饲马，比步兵要辛苦得多。此外，骑兵尚另需盔甲、武器，一个骑兵的盔甲价约折15两白银，兵器亦折15两白银。亦即以军马20两一匹计，一个骑兵养兵费为：20两军马费，另加18两以上的军饷，另加30两左右的盔甲军械费用。但此非全部。养一匹战马，真正贵重的是每天所需的马料费：一天至少三升豆、一束草。如果要养九万匹马，则一年要吃掉97万石豆子、2160万束草。仅马料费一项，即折银约300万两（明代一石折150斤，一束草价格格为24-25文铜钱）。明末辽东战争，通过海路运输的军粮已经是成本高昂，运去的米还多被海水泡烂。
而当时马料成本，具体见于崇祯二年的一份报告，其对于问题的答复是：民穷力尽在告困，尚不知采买于何方？搬运以何法？当时明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仅600斤左右，风调雨顺的时代，民众可勉强维持温饱。至于一遇饥荒，要另外供养大量肥壮军马，谈何容易？这是因为明代农业以牛耕为主，养马除了军用和承担部分运输任务外，几乎全无经济效率。征之实例，1627年西北大旱；1637年全国大旱；1641年，因旱江南地区的官宦人家都口粮不足，更惶及百姓，以致一些地区已经人相食了，更无喂马的马料，于是战马就比人尤先被饿死。而到松锦大战前夜，据关宁铁骑指挥官祖大寿的报告，其手下骑兵拥4803匹战马，巳有5个月没有领到豆料，只能给军马吃荒草。这个报告意味着：当时的关宁铁骑，实已丧失了骑兵战斗力。
而当时的后金政权，亦即满清先祖，在入关之前，共控制和掠夺了几百万汉人为奴，至其入关之时，所剩汉人不到20万众。所缺之人，除了被杀，更多则是被饿死了。而这些尤先被饿死的汉人，正是被后金政权所掠种粮养马的人。用人粮养马，正是当时满洲八旗集团的基本生存之道。而由此联想到八大王张献忠入川后，何以要屠蜀民养军，原因也就不难得知了。因为八大王入蜀，其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由于养马成本高昂，是以八大王要屠蜀民以养军，这如同后金政权要屠汉民以养马的政策同出一辙。所以当时的后金政权，人丁虽不旺，却从来不缺战马，得以成功入关。这不仅是因为其占有草原地利，同时也是因为其实施极端野蛮的以人养马政策。因为后金政权可以寡人，但只要其有马，就可以掌握战场优势，到处杀掠。而当时的明末政权，其生存环境虽与后金政权同一，但因其不能采取相同的以人养马政兼，这便最终导致了大明政权的败亡。
罗秀兰言说及此，黄义明问道：按罗姐所说，五万两白银是买不到二千匹军马的？罗秀兰答道：如果仅以现今一匹马价值50两银子计，五万两白银仅可买马一千匹，如果再加上买马所需人力成本、客栈中转费用，实际所能买马之数还得减半，亦即只能买得500匹战马。但此事如处理得宜，以五万两银子，不但能买到一千匹战马，甚至还能买到两千匹战马，而且在买马途中之人力成本费、客栈中转费用，以及我军将使用战马之养军费用均可省抵。
黄义明问道：此话又怎讲？罗秀兰答道：这就要涉及到对明代所行“茶马互市”制度的说明了。终明一朝，茶价高，马价低，以茶易马，获利甚大。而元帅要我入关买马，若想要获得成功，即以5万两银子买得2000匹马回归，也只能采取此策，即采取茶马互市制度。
黄义明道：愿听其详。罗秀兰道：我西南地区产茶叶而无马，西北地区产马而无茶叶，我出行之初，可先赴西南地区采购茶叶，再赴在西安设中转茶马客栈，出西口以茶叶易马。而以此法持久互市，所赢之利不仅可以如数买马，甚至可以之赢利养军，
黄义明道：愿听其详。罗秀兰道：要弄明白这一问题，先得知晓在明代茶马互市制度的设立及茶与马的价比。其概况为：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废旧元河州路（治枹罕县），置河州卫（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临夏市），属西安行都卫。并于该年在河州地区设立茶马司，总领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茶叶与马匹的贸易，称之为“茶马互市”制度，此见于《明史》所记：洪武四年（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今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另据《河州志》所记，该年为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或云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关于明初茶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壮军力、驭番民，隔强虏。”此见于《洮州厅志》所记：“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三大利，捐山泽之毛收騋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给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但从这一制度实施的后果来看，则是促进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繁荣，使河州成为“秦陇以西、繁荣称首”的“乐土”。并养成了河州人酷爱饮茶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款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茶是河州最好的见面礼，河州人甚至把“订婚”叫做“送订茶”。
茶与互市制度得以成立，按明初士人的说法是：“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以茶给番，“固番人心”。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矣”。“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番人以茶为命”，“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挥地方安置住札，授以官职，联络相承，以马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反叛”。一方面以显爵拢之，另一方面以日不可缺的茶制之。“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
上述是当时人的说法。但是茶马互市制度的设立，对我邦现今购马安邦的意义来说，则是它确立了茶价高于马价的比价，使我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比价，出较少的钱，买到我邦急需的两千匹战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明初所订立的河州茶马互贸的价比是茶高马低，大致情况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上马30篦（每篦约3斤，合90斤），中马二十篦（合60斤），下马十五六篦（合四五十斤）。而在明初70余年中，或是一年一征，或是一年数征，或是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是数千匹，但大部份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约在20万匹以上。而延至今世，马价已抬高至：上马易茶100斤左右，中马易茶80斤左右，下马易茶60斤左右。
但茶价高马价低的价格仍未改。以实例为征：
见于明嘉靖版《福宁州志•食货•贡辨》一书所记：当时芽茶84斤12两，值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而至万历九年（1581年），每斤芽茶估银0.08两，叶茶0.02两。
当时的银价是一两银子，折铜钱1000文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而当时在边贸市场上，缺粮的蒙古人，只要6-8两银子就可以把马卖给明廷（有时甚至不用付钱，以粮易马即可）。而以万历年叶茶每斤折银0.02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叶茶40斤，仅需银0.8两。如以芽茶计每斤折银0.08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芽茶40斤，仅需银3.2两。但直接用银子买马，同样在万历年间，在关外买一匹马，需银均价20两，买一匹好马，需三十两银子，买普通的马，约需银十五两（当时华北地区一匹马是20两银子，从山西到北京，基本都是这个价）。由此可见其中差价之大。
言说及此，罗秀兰又道：上述所说是明万历年茶马互市时，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但万历年间关外一匹马的均价是银20两，而现今已涨至一匹马均价50两银子，而以茶易马的比价却未曾大变，由此可见到关外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因此说元帅要我赴中原买马，若想获成功，只能采取茶马互市的方子，出边关买马。若此，不但能以5万两银子买得2000匹马回归，而其间获利空间，不但能充抵买马的人力资本，甚至也能补充军资。
听罢罗秀兰所述，黄义明大笑道：看罗姐身材，五大三粗，似练武的料子，不意讲起贩马一事，却满腹经纶，年少时必读书不少。
罗秀兰答道：我年少时家中有钱，家父乃西北马商，花钱请私廓先生教我识字。我生性玩劣，喜习武而不喜读书，为此挨了不少先生戒尺和家父鞭打，但在家父与私廓先生逼迫下，我也读了不少书。此外祖上一直在西北以贩马为业，耳濡目睹，是以颇熟悉西北贩马旧事。
黄义明听罢问道：双亲现何在？罗秀兰答道：均死于清虏入关征剿之战，我随逃难人群自汉中入川，投靠琼姐为生。众人听罗秀兰所述，一时皆神色怆然。黄义明道：往事已不可追，原以我辈努力，为蜀地落难民众造福，共创大同伟业。众人一齐说好。
黄义明又问罗秀兰如何具体安排行程？罗秀兰答道：我欲与夫婿俞伯海携二百兵众先化装成商队，由重庆下长江，在沿途湖广，安徽、江浙等产茶地，以低价收购茶农手中茶叶，然后顺大运河、淮河、颍河、黄河故道过河南，抵西安。在西安重寻家父故人设茶马栈屯茶，同时派人赴西北河州地区以茶易马，再通过西北陆路与黄、淮、长江水路，陆续将所购得之马匹运抵重庆。
黄义明道：罗姐此计甚妙，只是不知重庆何时可见马？罗秀兰道：如计划进展顺利，所购得的头批马约两个月后可见。黄义明与军中诸将一齐道好。
2023年9月9日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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