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七章 威灵顿的浅红阵列
伦敦的雨季如期而至，仿佛是天空对大地的一曲深沉咏叹调。铅灰色的天际低垂，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朦胧而又富有诗意的氛围中。
绵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细腻的网，沿着哥特式建筑尖顶的轮廓滑落，敲打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就像是雨与历史的对话，在看似和谐交融的曲调下隐藏着的是波澜壮阔的水花。
街头巷尾的煤气灯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微弱却坚定的光线穿透雨水，洒在湿漉漉的马车和匆匆行走的行人身上，映照出一道道独特的剪影。身穿礼服礼帽、手持雨伞的绅士淑女们行色匆匆，他们的身影在雨中的雾气若隐若现，就仿佛进入了梦中之国。
车门打开，硬马靴踏在石板路上，早就守候在门前的仆人赶忙上前撑开雨伞，为这位身着红色军装的老绅士隔绝雨水的冰凉。
紧接着，车上又飘出了一朵如绽放莲花般蓬松庞大、层层叠叠的裙摆，由羽毛、蕾丝以及各种细腻的花边堆叠的米黄色小帽，搭配上质地柔滑的长手套，所有的这些足以见得这位女士的尊贵身份。
哈丽特·阿巴斯诺特夫人，伦敦社交圈有口皆碑的交际花，与此同时，也是有名的政治女强人。
或许在一个女性不能参政的时代，政治女强人这个称号听起来有些刺耳。
但是对于重视社交的英国政坛来说，这样的女强人其实并不在少数。她们或许无法直接在上下院投票，但是如果谁要因此而轻视她们的能量，迟早得被她们的石榴裙绊的摔上一跤。
而且不列颠不止有政治女强人，而且这些女强人还和下院的议员们一样，泾渭分明的组成了托利党与辉格党两个阵营。
辉格党这头最为知名的女强人莫过于初代斯宾塞伯爵之女、第五代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卡文迪许。
而在托利党这头，便是面前这位阿巴斯诺特夫人。
不过，与出身显赫的德文郡公爵夫人不同的是，阿巴斯诺特夫人的出身显得平庸许多。虽然她的父亲是第八代威斯特摩兰伯爵的儿子，但却因为不是长子导致没有爵位继承权。
因此，阿巴斯诺特夫人虽然勉强算得上是贵族家庭出身，但最终却只能选择嫁给年长她25岁的前爱尔兰国会议员查尔斯·阿巴斯诺特。
不过虽然这桩婚姻从年龄上不太合适，但是丈夫的政府官员身份却给她打开了通往上层社交圈的大门。而长袖善舞的阿巴斯诺特夫人则很好的抓住了这個机会，一举打入了托利党的核心圈层。
不论是前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前陆军大臣哈丁子爵，还是王室成员肯特公爵等人都对这位能言会道、举止优雅的女士尊重有加。甚至于辉格党的部分成员也对这位夫人在政治方面的眼光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让阿巴斯诺特夫人能在伦敦社交圈维持如此高地位的原因自然也不仅仅是眼光，而是她的一位知心朋友——威灵顿公爵。
年轻时一度有着‘花花公子’之称的威灵顿公爵曾经拥有过许多情人和女性知己，但是能够长期与老公爵维持信任关系，并长期对他施加影响力的只有阿巴斯诺特夫人一人而已。
众所周知，在威灵顿公爵结婚前，他已经有整整十年没有见过那位曾经一见钟情的妻子了。而十年的时间也足以改变一个人，威灵顿夫人既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所以夫妇二人很难有什么共同话题。
而阿巴斯诺特夫人则很好的填补上了这个空缺，而相对平庸的出身也使得她磨炼出了许多养在深闺中的贵族小姐们不具备的能力，并用这些能力去为威灵顿公爵探听消息。
伦敦上流圈子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虽然没有正式头衔，但阿巴斯诺特夫人实际上就是老公爵的情报官，和这位夫人说话的时候可得注点意。
有时候，这位夫人与老公爵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会让托利党内的其他人气的跳脚。
格兰维尔爵士讥讽公爵身边围绕的是‘一群女人和马屁精’。
皮尔爵士也曾因为此事大发雷霆：“除了女人以外，没人能影响公爵，那就是一帮蠢货！”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够影响公爵观点的夫人，却在两年前威灵顿内阁倒台时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有人说她是回到老家安心过日子去了，还有人说她正准备写一篇关于托利党的政治日记。但不论大伙儿怎么说，这位消失已久的夫人，此时此刻又出现在了伦敦1号阿普斯利宅邸的门前。
而这，通常预示着一些事情。
阿巴斯诺特夫人挽着老公爵的胳膊，她轻声问了一句：“凯瑟琳她……”
威灵顿公爵说话听起来有些鼻音，他似乎感冒了：“哈丽特，关于凯瑟琳的事情，我们可以以后再慢慢谈。人死不能复生，现在已经多说无益。我们现在得面对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件让内阁倒台的事情。”
阿巴斯诺特夫人问道：“我当然明白您的想法，议会改革对这个国家确实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它现在已经通过了下院三读，一切的一切看起来仿佛都变成了大势所趋。推动天主教解放已经让您陷入了身败名裂的境地，如果此时您又打算站在改革的对立面，那您的名誉……说实在的，我甚至还有些担心您的性命。”
二人走入会客室，刚刚在椅子上坐下，仆人便递上一条毛巾给公爵擦干沾了水的衣服。
威灵顿公爵一边擦一边开口道：“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必须进行改革，它将给大不列颠的社会制度带来整体性的变化。我并不打算成为参与这种变化的一方，违心地赞同那些意见。我的本性使我只能去干那些男子汉之间的明白交易，而不是那些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把戏。
我不能假装说我真心欢迎那些措施，我既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方，更不愿意成为其主要的推动者。如果我被人误会，如果议会将采纳建议中的新方法，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悲哀。我可以预见这些将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一系列的灾难，甚至还会影响到它的安全。
出于我对这个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我不能成为造成这些灾难的人员之一。而且，既然我已经出手，我就决心走到最后，如同我在战场上一样，我将用我的方式冲杀出来，我必定取得最后的成功！”
阿巴斯诺特夫人举起茶壶为公爵倒了杯暖身的红茶，她的目光中不无忧心。因为从她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她的老朋友这一次要想反败为胜恐怕真的只能再打一次滑铁卢。
“阁下，您难道真的不考虑转而支持改革法案通过吗？在《天主教改革法案》中，您选择站在了改革派那头，为此甚至不惜被泼了一身脏水。在整个不列颠，除了那些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外，没有任何人会感谢您。如果这种脏活儿您都愿意做，为什么在改革法案上就不能稍稍变化一下呢？”
老公爵听到这话，盯着阿巴斯诺特夫人的眼睛看了半天，随后缓缓摇了摇头：“哈丽特，我还以为你会很了解我。”
阿巴斯诺特夫人笑着回道：“阁下，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您，您身上的故事太精彩，经历也太丰富了。您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又很单纯，不过这才是您，亚瑟·韦尔斯利，the Duke of Wellington。”
老公爵笑了笑：“或许你说的是对的，不过说到天主教改革和议会改革这两件事上，其实从心底来说，我都不是改革派。我之所以支持天主教解放，是因为我发现要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就只能解放他们的信仰。
至于议会改革，一旦它通过了，那法兰西就是不列颠的未来。那就是一个通过议会投票诞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议会改革的落地就决定了和平将要永远的离我们而去。
在政策上，我向来是坚持正确性大过连续性，我只支持正确的议题，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的议题，而不是支持改革或者不改革的议题。如果我的脑筋真的那么僵化，我当年就不会同意皮尔任命一位天主教信仰的约克小伙子做高级警官。”
说到这里，公爵的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焰，就像是此时他并不是坐在舒服的大宅，而是站在滑铁卢的高岗上：“我早就说过，让辉格党执掌政府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他们当中又混入了达德利、帕麦斯顿、戈德里奇这样的坎宁派，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阿巴斯诺特夫人听到这儿，立马就明白威灵顿公爵为什么会与前首相坎宁爵士常年积怨了。
当年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于不列颠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爵士主张承认承认那些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也主张英国应该帮助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独立建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让公爵心中感到不快，他屡次向坎宁爵士当面表示。
“考虑一下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爱尔兰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
而老公爵执拗的脾气则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在坎宁派议员决定集体退党的前夕，威灵顿公爵不仅没有挽留，反而还撂下了一句：“告诉达德利和帕麦斯顿，如果他们打算同赫斯基森一起离开，我不会反对，而我也绝不会像三孙子那样乞求他。”
尽管这种说法不太文雅，但都是老实话。威灵顿公爵做不到像是坎宁派那样两副面孔待人，他常年担任战地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一名将军来说，你必须说话算话。
威灵顿公爵开口道：“所有的这些文件、议会改革法案其实都与原则无关。我听说过一大堆辉格党的原则、保皇党的原则、自由派的原则、坎宁派的原则，但是我得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准确定义，也没能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那么多原则，在我这里，只有一套原则，那就是不列颠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可以豁出命守卫它。为了它，我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为了它，我在天主教解放上‘包围’了国王陛下。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都没能毁掉的东西，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被辉格党给葬送在和平时期了！”
阿巴斯诺特夫人闻言，颇有些受到震撼。
她望着威灵顿公爵站在那儿，就好像这位八国陆军元帅正在发表他的决战前动员演说。
“阁下，我明白您的心情。您也明白的，在过去的这二十年岁月中，我始终是站在您的身边。在伦敦的政坛，除了您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能让我这么感兴趣。不列颠陷入混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现在也不安宁，这种时刻，正是需要您挺身而出之际。”
威灵顿深吸了一口气，他坐在阿巴斯诺特夫人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哈丽特，在这种时刻，有的事要想解决，就只能依靠你的社交能力。我不瞒着伱，托利党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除了我最信任的一部分老下属以外，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见我。
而你则拥有扭转他们想法的能力，我拜托你，不论是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还是看在这个国家的份上，把他们带到这里见我。我委任你做我的军需官，我将在这里重新征召我的轻骑兵，将火炮运往前线重组我的防御阵地，你负责袭扰他们的侧翼，而我则会用我的浅红阵列向辉格党发起突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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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尾的煤气灯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微弱却坚定的光线穿透雨水，洒在湿漉漉的马车和匆匆行走的行人身上，映照出一道道独特的剪影。身穿礼服礼帽、手持雨伞的绅士淑女们行色匆匆，他们的身影在雨中的雾气若隐若现，就仿佛进入了梦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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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车上又飘出了一朵如绽放莲花般蓬松庞大、层层叠叠的裙摆，由羽毛、蕾丝以及各种细腻的花边堆叠的米黄色小帽，搭配上质地柔滑的长手套，所有的这些足以见得这位女士的尊贵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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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重视社交的英国政坛来说，这样的女强人其实并不在少数。她们或许无法直接在上下院投票，但是如果谁要因此而轻视她们的能量，迟早得被她们的石榴裙绊的摔上一跤。
而且不列颠不止有政治女强人，而且这些女强人还和下院的议员们一样，泾渭分明的组成了托利党与辉格党两个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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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巴斯诺特夫人虽然勉强算得上是贵族家庭出身，但最终却只能选择嫁给年长她25岁的前爱尔兰国会议员查尔斯·阿巴斯诺特。
不过虽然这桩婚姻从年龄上不太合适，但是丈夫的政府官员身份却给她打开了通往上层社交圈的大门。而长袖善舞的阿巴斯诺特夫人则很好的抓住了这個机会，一举打入了托利党的核心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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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阿巴斯诺特夫人能在伦敦社交圈维持如此高地位的原因自然也不仅仅是眼光，而是她的一位知心朋友——威灵顿公爵。
年轻时一度有着‘花花公子’之称的威灵顿公爵曾经拥有过许多情人和女性知己，但是能够长期与老公爵维持信任关系，并长期对他施加影响力的只有阿巴斯诺特夫人一人而已。
众所周知，在威灵顿公爵结婚前，他已经有整整十年没有见过那位曾经一见钟情的妻子了。而十年的时间也足以改变一个人，威灵顿夫人既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所以夫妇二人很难有什么共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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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上流圈子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虽然没有正式头衔，但阿巴斯诺特夫人实际上就是老公爵的情报官，和这位夫人说话的时候可得注点意。
有时候，这位夫人与老公爵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会让托利党内的其他人气的跳脚。
格兰维尔爵士讥讽公爵身边围绕的是‘一群女人和马屁精’。
皮尔爵士也曾因为此事大发雷霆：“除了女人以外，没人能影响公爵，那就是一帮蠢货！”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够影响公爵观点的夫人，却在两年前威灵顿内阁倒台时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有人说她是回到老家安心过日子去了，还有人说她正准备写一篇关于托利党的政治日记。但不论大伙儿怎么说，这位消失已久的夫人，此时此刻又出现在了伦敦1号阿普斯利宅邸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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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对这个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我不能成为造成这些灾难的人员之一。而且，既然我已经出手，我就决心走到最后，如同我在战场上一样，我将用我的方式冲杀出来，我必定取得最后的成功！”
阿巴斯诺特夫人举起茶壶为公爵倒了杯暖身的红茶，她的目光中不无忧心。因为从她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她的老朋友这一次要想反败为胜恐怕真的只能再打一次滑铁卢。
“阁下，您难道真的不考虑转而支持改革法案通过吗？在《天主教改革法案》中，您选择站在了改革派那头，为此甚至不惜被泼了一身脏水。在整个不列颠，除了那些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外，没有任何人会感谢您。如果这种脏活儿您都愿意做，为什么在改革法案上就不能稍稍变化一下呢？”
老公爵听到这话，盯着阿巴斯诺特夫人的眼睛看了半天，随后缓缓摇了摇头：“哈丽特，我还以为你会很了解我。”
阿巴斯诺特夫人笑着回道：“阁下，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您，您身上的故事太精彩，经历也太丰富了。您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又很单纯，不过这才是您，亚瑟·韦尔斯利，the Duke of Wellington。”
老公爵笑了笑：“或许你说的是对的，不过说到天主教改革和议会改革这两件事上，其实从心底来说，我都不是改革派。我之所以支持天主教解放，是因为我发现要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就只能解放他们的信仰。
至于议会改革，一旦它通过了，那法兰西就是不列颠的未来。那就是一个通过议会投票诞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议会改革的落地就决定了和平将要永远的离我们而去。
在政策上，我向来是坚持正确性大过连续性，我只支持正确的议题，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的议题，而不是支持改革或者不改革的议题。如果我的脑筋真的那么僵化，我当年就不会同意皮尔任命一位天主教信仰的约克小伙子做高级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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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诺特夫人听到这儿，立马就明白威灵顿公爵为什么会与前首相坎宁爵士常年积怨了。
当年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于不列颠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爵士主张承认承认那些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也主张英国应该帮助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独立建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让公爵心中感到不快，他屡次向坎宁爵士当面表示。
“考虑一下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爱尔兰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
而老公爵执拗的脾气则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在坎宁派议员决定集体退党的前夕，威灵顿公爵不仅没有挽留，反而还撂下了一句：“告诉达德利和帕麦斯顿，如果他们打算同赫斯基森一起离开，我不会反对，而我也绝不会像三孙子那样乞求他。”
尽管这种说法不太文雅，但都是老实话。威灵顿公爵做不到像是坎宁派那样两副面孔待人，他常年担任战地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一名将军来说，你必须说话算话。
威灵顿公爵开口道：“所有的这些文件、议会改革法案其实都与原则无关。我听说过一大堆辉格党的原则、保皇党的原则、自由派的原则、坎宁派的原则，但是我得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准确定义，也没能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那么多原则，在我这里，只有一套原则，那就是不列颠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可以豁出命守卫它。为了它，我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为了它，我在天主教解放上‘包围’了国王陛下。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都没能毁掉的东西，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被辉格党给葬送在和平时期了！”
阿巴斯诺特夫人闻言，颇有些受到震撼。
她望着威灵顿公爵站在那儿，就好像这位八国陆军元帅正在发表他的决战前动员演说。
“阁下，我明白您的心情。您也明白的，在过去的这二十年岁月中，我始终是站在您的身边。在伦敦的政坛，除了您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能让我这么感兴趣。不列颠陷入混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现在也不安宁，这种时刻，正是需要您挺身而出之际。”
威灵顿深吸了一口气，他坐在阿巴斯诺特夫人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哈丽特，在这种时刻，有的事要想解决，就只能依靠你的社交能力。我不瞒着伱，托利党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除了我最信任的一部分老下属以外，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见我。
而你则拥有扭转他们想法的能力，我拜托你，不论是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还是看在这个国家的份上，把他们带到这里见我。我委任你做我的军需官，我将在这里重新征召我的轻骑兵，将火炮运往前线重组我的防御阵地，你负责袭扰他们的侧翼，而我则会用我的浅红阵列向辉格党发起突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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