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九十六章 富国强兵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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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政殿。
今天是制科御试的日子，和贡举殿试时类似，制科中唯有通过阁试的举子，才能参加御试。
除太祖御试紫云楼，后续制科的考试场所都在崇政殿。
考试地点什么的，李杰无意更改。
因此，此次制科仍是于崇政殿殿试。
晨钟敲响，天光微熹，过阁的举子们顺着禁卫的指引，一路行至崇政殿。
虽然这些举子大多都有官阶在身，此前基本都经历过殿试，但再次来到崇政殿，心中不免扔有几分激荡。
有别于贡举，制科更偏重策论，从开始便是如此。
制科，名义上是择选非常之才的科举。
何谓非常之才？
当然是有别于主流的。
也就是考核辞赋之外的策论。
阁试时，考核项目是论，殿试考核的是策。
一如贡举殿试，李杰亲自御崇政殿，临轩发策。
富国强兵策！
这是此次制科殿试的题目，公布考题后，御药院的内侍登场，依次发放表纸五十张，草（稿）纸五十张。
之所以发这么多纸张，那是因为制科的策，字数必须在三千字以上。
三千字，五十张表纸，堪堪够用而已。
廊庑。
收到稿纸后，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笔，而后一边以清水研墨，一边暗自在心中打着腹稿。
富国强兵？
这个主题很宽泛，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比较好答。
在场应举的人，大多都是有职务在身的士大夫，既有底蕴，又有实操经验。
想要言之有物，并不难。
然而，万事万物皆是有利有弊，议题宽泛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很难答得出彩。
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入仕以来，范仲淹先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集庆军节度推官、泰州西溪盐仓仓监等职务。
这些差遣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幕职州县官院，且都不是体系中的一把手。
尽管这些差遣事务繁忙，但范仲淹却缺少主政一方的履历。
换句话说，他缺少纵览全局的机会。
当然。
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强项，任司理参军时，他不仅治狱公正，而且还设法延请名师兴学。
任西溪盐仓仓监时，除了自身职责，他也不忘培养人才，创办了一间书院。
也就是西溪书院。
范仲淹执着于兴学，那是因为他觉得为国育才，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
念及至此，范仲淹顿时理清了思路。
【臣对曰：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
这句话便是范仲淹的破题，此话和‘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范仲淹提笔之际，另一边的梁适也打好了腹稿。
【臣对曰。
变风俗，立法度，正今之所急也！
臣伏闻，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粗合此意。
今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
然，修泉府之法，并非与民争利也。
此乃调节之道，均贫乏之道。】
泉府之官，即司徒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等。
常平仓，就是类似的体现之一。
但常平仓的统购物资，仅限于粮食。
显然，梁适的意思不仅于此。
扩大品类，建立类似的储备制度，物贱则收，物贵则卖。
如此，既能防止大商人垄断，侵害小民的利益，朝廷同时也能从中获益。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也需要政府干涉，以此来调节市场经济，从而不至于失控。
其实，单从梁适的行文中不难看出，梁适也是桑弘羊的铁粉。
酒类专卖、铁器专卖、食盐专卖，皆是桑弘羊的创举。
而桑弘羊本人又深受管仲的影响，《管子·轻重》里提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以行政手段控制商品及货币的流通，可以有效的调节市场，平衡物价，同时还能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
毫无疑问，专营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手段，不仅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即便到了后世，专营制度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
而这，也是桑弘羊为何备受尊崇的缘由之一。
开创一项制度，足以延续千年之久，可见其经天纬地之才。
梁适只是桑弘羊众多铁粉中的一个罢了。
（ps：梁适的策问回答，节选的是王安石的言论）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中午。
虽然应举的举子都是吃过早食，且都吃的很饱，但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消耗可不小。
时间久了，难免饥肠辘辘。
幸好此时主政的人是李杰，如果是历史上的仁宗，这一届考试可就惨了。
历史上仁宗第一次开制科的时候，并没有提供午食的选项，考生们答题答到最后，各个都是饿的头昏眼花。
后来，朝中大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写札子，指责天子太过疏忽。
宋仁宗也是个耳根子软的，再开制科时，参考的应举人就有了饭食提供。
仁宗犯过的错，李杰当然不会犯。
这些参加制科的人，虽然少不了关系户，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敢明目张胆塞人的，怕是还没出生。
因此，此次制科的应举者，大多都是确有其才的。
所有的考生中，除了范仲淹和梁适之外，还有一个也备受李杰的关注。
泰州海陵士子胡瑗。
胡瑗也是为数不多，以布衣身份参加制科的举子。
此时，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定先生胡瑗，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放眼大宋，他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
当李杰看到胡瑗这个名字时，其实是有点意外的。
之后，他派人查了一下，发现胡瑗也参加了天圣二年的科举，可惜，他没能过省试那一关。
落榜后，胡瑗并没有离开汴梁，而是在汴梁寓居了一段时间。
直到前些日子，胡瑗机缘巧合认识了翰林学士李维，然后由李维推荐，参加了此次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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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制科御试的日子，和贡举殿试时类似，制科中唯有通过阁试的举子，才能参加御试。
除太祖御试紫云楼，后续制科的考试场所都在崇政殿。
考试地点什么的，李杰无意更改。
因此，此次制科仍是于崇政殿殿试。
晨钟敲响，天光微熹，过阁的举子们顺着禁卫的指引，一路行至崇政殿。
虽然这些举子大多都有官阶在身，此前基本都经历过殿试，但再次来到崇政殿，心中不免扔有几分激荡。
有别于贡举，制科更偏重策论，从开始便是如此。
制科，名义上是择选非常之才的科举。
何谓非常之才？
当然是有别于主流的。
也就是考核辞赋之外的策论。
阁试时，考核项目是论，殿试考核的是策。
一如贡举殿试，李杰亲自御崇政殿，临轩发策。
富国强兵策！
这是此次制科殿试的题目，公布考题后，御药院的内侍登场，依次发放表纸五十张，草（稿）纸五十张。
之所以发这么多纸张，那是因为制科的策，字数必须在三千字以上。
三千字，五十张表纸，堪堪够用而已。
廊庑。
收到稿纸后，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笔，而后一边以清水研墨，一边暗自在心中打着腹稿。
富国强兵？
这个主题很宽泛，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比较好答。
在场应举的人，大多都是有职务在身的士大夫，既有底蕴，又有实操经验。
想要言之有物，并不难。
然而，万事万物皆是有利有弊，议题宽泛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很难答得出彩。
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入仕以来，范仲淹先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集庆军节度推官、泰州西溪盐仓仓监等职务。
这些差遣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幕职州县官院，且都不是体系中的一把手。
尽管这些差遣事务繁忙，但范仲淹却缺少主政一方的履历。
换句话说，他缺少纵览全局的机会。
当然。
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强项，任司理参军时，他不仅治狱公正，而且还设法延请名师兴学。
任西溪盐仓仓监时，除了自身职责，他也不忘培养人才，创办了一间书院。
也就是西溪书院。
范仲淹执着于兴学，那是因为他觉得为国育才，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
念及至此，范仲淹顿时理清了思路。
【臣对曰：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
这句话便是范仲淹的破题，此话和‘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范仲淹提笔之际，另一边的梁适也打好了腹稿。
【臣对曰。
变风俗，立法度，正今之所急也！
臣伏闻，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粗合此意。
今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
然，修泉府之法，并非与民争利也。
此乃调节之道，均贫乏之道。】
泉府之官，即司徒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等。
常平仓，就是类似的体现之一。
但常平仓的统购物资，仅限于粮食。
显然，梁适的意思不仅于此。
扩大品类，建立类似的储备制度，物贱则收，物贵则卖。
如此，既能防止大商人垄断，侵害小民的利益，朝廷同时也能从中获益。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也需要政府干涉，以此来调节市场经济，从而不至于失控。
其实，单从梁适的行文中不难看出，梁适也是桑弘羊的铁粉。
酒类专卖、铁器专卖、食盐专卖，皆是桑弘羊的创举。
而桑弘羊本人又深受管仲的影响，《管子·轻重》里提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以行政手段控制商品及货币的流通，可以有效的调节市场，平衡物价，同时还能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
毫无疑问，专营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手段，不仅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即便到了后世，专营制度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
而这，也是桑弘羊为何备受尊崇的缘由之一。
开创一项制度，足以延续千年之久，可见其经天纬地之才。
梁适只是桑弘羊众多铁粉中的一个罢了。
（ps：梁适的策问回答，节选的是王安石的言论）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中午。
虽然应举的举子都是吃过早食，且都吃的很饱，但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消耗可不小。
时间久了，难免饥肠辘辘。
幸好此时主政的人是李杰，如果是历史上的仁宗，这一届考试可就惨了。
历史上仁宗第一次开制科的时候，并没有提供午食的选项，考生们答题答到最后，各个都是饿的头昏眼花。
后来，朝中大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写札子，指责天子太过疏忽。
宋仁宗也是个耳根子软的，再开制科时，参考的应举人就有了饭食提供。
仁宗犯过的错，李杰当然不会犯。
这些参加制科的人，虽然少不了关系户，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敢明目张胆塞人的，怕是还没出生。
因此，此次制科的应举者，大多都是确有其才的。
所有的考生中，除了范仲淹和梁适之外，还有一个也备受李杰的关注。
泰州海陵士子胡瑗。
胡瑗也是为数不多，以布衣身份参加制科的举子。
此时，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定先生胡瑗，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放眼大宋，他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
当李杰看到胡瑗这个名字时，其实是有点意外的。
之后，他派人查了一下，发现胡瑗也参加了天圣二年的科举，可惜，他没能过省试那一关。
落榜后，胡瑗并没有离开汴梁，而是在汴梁寓居了一段时间。
直到前些日子，胡瑗机缘巧合认识了翰林学士李维，然后由李维推荐，参加了此次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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