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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章 春秋无义战

    顺天贡院为三进院落,大门五楹对开,称为龙门,有鲤鱼跃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下文明”,东门上题“虞门”,西门上题“周俊”。

    越过第二龙门,门内东西两旁有数千木栅制成的房屋,便是举子们答题的号舍了,四周是用荆棘围成的墙,这种草席木板结构的考棚,最怕着火,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然而火势一起这点水就是杯水车薪,形同虚设,因此时有火灾发生。

    正统三年顺天乡试,初试前夜,贡院起火烧毁了试卷和号舍,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一次,则是天顺七年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这场大火举人被烧死了九十余人。

    时任国子监丞的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虽然有人因此弹劾于他,一度下狱。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称举人冢。

    直至万历年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决定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万历二年三月正式开始施工,万历二年九月正式完工。改建之后一方面增加了建筑面积,号舍四千八百余,耗费四万九千九百余金,另外一方面原先木板房舍改为了砖瓦结构,使防火性能加强,自此贡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未再大修过。

    经历过一番严格的搜检,搜查时军士看到李杰的号牌神情惊诧,十三岁的解元实在少见,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放低搜查要求,还是一视同仁的例行搜检。

    搜检完后李杰迈入贡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元代古槐,相传这里是文光射斗牛的地方,所以称之为“文昌槐”,相传此槐与考生的文运有关。所以,基本上路过槐树的考生都会郑重一拜,李杰入乡随俗的向此槐拜了一拜。

    贡院内明远楼位于甬道中央,四周有瞭望楼,至公堂位于贡院北面,东面为监试厅,外帘官们大多居于此地,监试厅东边分别是弥封、受卷、供给三所,西边则是对读、誊录二所,会经堂位于最北面,同考官们便在这里阅卷。

    按照号牌李杰找到了自己号舍,李杰打量了一番考棚,没有明显的破损之处,除了漏风是难免的,倒是不怕漏水,自李杰科举以来运气一直不错,像雨号、臭号从来没有遇到过。

    李杰因为常年习武,虽然现在才刚刚十四岁,但是身形已经不输寻常成年男子了,因此号房对于他来说还是略有狭小,不过为了科考只得忍了,心里暗暗发誓,等到自己掌权时一定提前把张居正的工作给做了,就当是造福广大考生了。

    李杰先是将号房内稍微清理一番,然后取出油布铺在号房顶棚,防止天气下雨打湿了考卷,如果雨水溅到答卷上,卷子不洁,便会判为落卷。李杰如今还做不到内力外放形成气罩,据师傅陈献章说,唯有先天高手方能做到内力外放萦绕周身,达到水火不侵的境界。

    在李杰整理考棚的时间里,四周考棚的考生也陆续的到了,中间倒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不过大多数举子看到李杰时神色均是吃了一惊,李杰虽然身高如同成人,但是脸上稚气未脱,常人一看便知晓年纪不大。

    像他这个年纪前来参加会试的屈指可数,因为科举考试基本上就是一考定终身,譬如你这次考试中了,到时候殿试位列三甲,那么和一甲二甲的区别可就大了,殿试一甲直入翰林,二甲、三甲进士虽说都可以参加庶吉士考核,但是三甲进士被录取的概率非常低。

    庶吉士隶属于翰林院,选进士之长于文学及书法者充任,自明英宗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相当于现在的“储备干部”(真正意义上的),因此庶吉士也号称“储相”,因此能够被选为庶吉士也意味着平步青云的机会大大增加。

    因此,这些考生看到李杰如此年轻便来应考都是十分吃惊,明朝的少年进士不是特别多,究其原因是为了更好的名次,更好的名次也就意味着起点更高,因为一旦会试、殿试被录取了,便没有了第二次考试的机会,大多数神童为了更有把握,往往会延迟一到两届时间参加会试。

    一切准备就绪,李杰静待试卷发放,每个考生的考棚外均有一名军士把守,一人一舍比乡试时更加严苛,太阳慢慢地透过云霞,此时全部考生都已经入院,所有的考棚均已落锁。

    少顷,明远楼那边传来一声雄浑的鼓声,弘治三年庚戌科会试正式开始。

    会试第一场同乡试一样,有三道《四书》题,每道均为两百字以上,四道经义题则每道三百字以上。

    书吏将考卷发放下来后,李杰大致的先扫视一遍,看向第一题四书题写到“春秋无义战”。

    对于李杰这种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人来说,一眼望去便知道此题出自《孟子·尽心下》,原文是: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大意就是,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种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诸侯之间是不能够互相讨伐的。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一章的阐释时说:“《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朱熹的意思是,《春秋》在记述诸侯之间战争时,历来是立场态度十分鲜明的,那就是讥讽不合礼法,不和道义的战争和罪恶,没有合于道义而加以赞许的情况,“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朱熹例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的遏制了楚国的北上扩张,从而维护了中原诸国的利益,而且是和平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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