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0章 国家统一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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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逸仙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最终“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才使得这次“碰头会”表面上圆满结束。
在各方讨价还价下，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
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分别为奉系6人：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皖系3人：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国民党系和近支人员3人：孙逸仙、冯玉祥、孙岳；以及在北方有重要影响力的山西督理阎锡山。
“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各方为协商国家的重要事务的一个平台。在名义上，中华民国的最高元首仍然是段祺瑞，但为他新造了一个官衔“执政”。
但段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平时既不能“执政”，也不能“问政”，他充其量算一个“听众”。真正的实权，是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的几个等同于内阁的委员会。实际上，这几个委员会也确实控制了国家行政权力。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商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逸仙（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孙烈臣、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国民党，林则徐后人）、外交委员会主席顾维钧（表面是无党派，已被吸收为人民党员）。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7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当然，每个委员会都有各方或多或少的人员在内，当初决定采用委员会制就是为了广开言路。
这些官职都不重要，大家更关注的是关于军队的处置，因为国家统一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军队国家化”。
不过由于政治上分歧过大，对于军队的集中，暂时还没有一定的讲法，大伙儿也只是坐在一起，谈谈心，顺便发发牢骚，然后各自回去整理军备，准备壮大。所以，基本上拥有军队的实力派领导人才得已进入，除了孙逸仙。
奉系孙烈臣怎么排也是首席的角色，委员中来自其他四个实力派：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刚刚扩建到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由一旅而扩到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只有孙逸仙，虽然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却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不过他的事务繁多，代表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是其在广东的参谋长李烈钧。
桂系、滇系、黔系、川系都派人表示承认中央的权威性，一时间，似乎中国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
国防委员会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军队在国家军队体系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对于各方的军队，国防委员会暂时还不能伸手。
所以它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陆军总长在民国军事上的地位相似，这也是张汉卿并没有在这个委员会中任职、而继续让“习惯”了休闲生涯的孙烈臣担任的原因。
不过，等腾出手后，张汉卿一定会发动武力，消灭一切敢于拒绝“统一”的军阀的。估计这也是所有实力派的心愿：袁世凯干过、强大时的皖系干过。
对于实力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军权的，所以才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等的滥觞。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它的羽翼未丰。一旦它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
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探讨恢复法统，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
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
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在孙逸仙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
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
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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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讨价还价下，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
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分别为奉系6人：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皖系3人：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国民党系和近支人员3人：孙逸仙、冯玉祥、孙岳；以及在北方有重要影响力的山西督理阎锡山。
“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各方为协商国家的重要事务的一个平台。在名义上，中华民国的最高元首仍然是段祺瑞，但为他新造了一个官衔“执政”。
但段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平时既不能“执政”，也不能“问政”，他充其量算一个“听众”。真正的实权，是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的几个等同于内阁的委员会。实际上，这几个委员会也确实控制了国家行政权力。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商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逸仙（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孙烈臣、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国民党，林则徐后人）、外交委员会主席顾维钧（表面是无党派，已被吸收为人民党员）。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7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当然，每个委员会都有各方或多或少的人员在内，当初决定采用委员会制就是为了广开言路。
这些官职都不重要，大家更关注的是关于军队的处置，因为国家统一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军队国家化”。
不过由于政治上分歧过大，对于军队的集中，暂时还没有一定的讲法，大伙儿也只是坐在一起，谈谈心，顺便发发牢骚，然后各自回去整理军备，准备壮大。所以，基本上拥有军队的实力派领导人才得已进入，除了孙逸仙。
奉系孙烈臣怎么排也是首席的角色，委员中来自其他四个实力派：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刚刚扩建到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由一旅而扩到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只有孙逸仙，虽然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却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不过他的事务繁多，代表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是其在广东的参谋长李烈钧。
桂系、滇系、黔系、川系都派人表示承认中央的权威性，一时间，似乎中国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
国防委员会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军队在国家军队体系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对于各方的军队，国防委员会暂时还不能伸手。
所以它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陆军总长在民国军事上的地位相似，这也是张汉卿并没有在这个委员会中任职、而继续让“习惯”了休闲生涯的孙烈臣担任的原因。
不过，等腾出手后，张汉卿一定会发动武力，消灭一切敢于拒绝“统一”的军阀的。估计这也是所有实力派的心愿：袁世凯干过、强大时的皖系干过。
对于实力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军权的，所以才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等的滥觞。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它的羽翼未丰。一旦它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
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探讨恢复法统，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
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
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在孙逸仙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
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
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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