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5章 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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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炎卿却拒绝了。
只是他的方式很让其几个儿子大跌眼镜，是一种不堪重负的释然：“少帅的厚爱，梁某何德何能承受得起？举办实业，那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梁某自然举双手拥护，为认购东北新债券摇旗呐喊之事，老朽愿一肩承担！至于犬子，本非官场之人，贸然进入，难免有眼高手低之事，还是做回本行为好。”
这是完全倒向了奉系的节奏！梁家几子忽然之间对乃父如此“深明大义”而纳罕不已，张汉卿却听出了其弦外之音。政|府官职不想做，那是对天津投融资委员会和东北银行天津分行之一感兴趣了。转念一想，他就体会到了老梁的心意。
自己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如果他还是拒绝，那是往死里得罪奉系了。有天津港、中兴航运两大巨头的力量在，未来一定会对梁炎卿赖以发家的各洋行的生意造成极大冲击。怡和洋行等再牛叉，也只是一个私人资本，无论如何在体量上不是奉系的对手。
以奉系的雄心勃勃，这种巨量的资本加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优势，将在天津产生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梁家的取舍如何，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前途。
所以老梁先生决定最小限度地参与、也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不伤及梁家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屈从。
为奉系在发行债券上背书，看起来在经济上融入了奉系，但是在政治上，绝不因此让外界产生任何权钱交易的信号，这样一旦奉系在政治上失利，梁家也有从容退身的机会，在商言商嘛，“我们与政治无涉”。
而张汉卿的后两个选项，对他这位商人来说都是上上之选。派人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主任，可以从容看透奉系在天津的布局，可以说是知晓内情的绝佳职务。
东北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务，也可以随时了解奉系的金融走势，让梁家的背书行为最大程度的安全。资本达到上亿元之后，撤资逃资不是一句话的事，总有预兆和苗头，相信以梁家人的精明，这个动作肯定瞒不住他。
那是进有好处败有退路的安排啊，老梁先生应该叫老奸巨滑才对…不过张汉卿不怕被算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挖掘有本领的人本身就是一次给对方一个更广阔舞台的过程。
而且他相信只要梁家深入到奉系经济班底之后，会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庆幸的。有这些人加盟，带来的回报也将是惊人的，这真正地叫人才资源。
所以他乐呵呵地问：“感谢老先生深明大义，不知老先生属意哪位世兄接手北方贸易总公司、哪位世兄在天津上任呢？”
原本一脸戒备的梁炎卿，也难得地开怀大笑说：“少帅的一番美意，老朽怎能不领情呢？犬子赉奎，长期跟着老朽在洋行做买办，对于海外贸易相当熟悉，若是他接手北方贸易总公司，我再派祝龄辅助，当可扛得住”。顿了一顿，他有些犹豫地说：“不过少帅是否介意我加派人手？”
祝龄就是陈祝龄，是梁炎卿长期以来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可如果梁赉奎为董事长、陈祝龄为总经理，少帅就不担心他对于这个资产上亿的公司大权旁落？
张汉卿真的不担心。东北几家银行所控股的大企业大集团，都严格按照现代企业运营制度来设计，都有独立的财务官并由银行委托的会计师公会派人给予年度和季度审计。一句话，他既给了经营者极大的决定权，也给出了相当的束缚----如果负责人有逾矩行为的话。
他笑笑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没有几个得力的人坐镇，新公司怎么顺利开起来？若是有用的人才，梁兄尽管举荐，公司决策者有极大的用人权，就是出资方也一般不过问的。再说，梁老先生和几位世兄的人品，学良都是放心的，不然也不敢把这么大的家当交出来啊！”
确定了没有经营上的掣肘后，梁炎卿彻底放心了，但是也开始由衷地佩服起以少帅为代表的奉系来：有大魄力、能做大事。弹笑之间，上亿的投资便敲定了。
这可不是小数目，除了庞大的金额，背后还有基于政|府层面的产业支撑。东北和关内对外贸易的权柄，足以捍动任何一家贸易公司，无论它是国有还是外资独建。
人家青眼相向，岂有不投桃报李之理？所以，他主动提出，由自己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主任一职。既然梁家开始与奉系拉上关系，无论结局如何，他这个怡和洋行的买办职务，是不能再兼任的了。再说，他的年龄已大，该放手让后辈出一头地了。三子文奎，就很得怡和洋行的青睐。
“老朽虽然不才，在天津工商业界还有几分薄面，忝作主任，还能略作效劳。若能力不济，还能以老迈不堪应付过去，不坠我几十年商界之名声。呵呵。”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投融资委员会在目前主要在于融资而不是投资，甚至连融资都不是主要任务，它的最大作用是唤起古老的天津重新焕发生机，为北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
自中国诞生以来，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没有变，直到现在。
这个格局并不理想。后世中国经济区三驾马车中，华南以广州、深圳为龙头生机勃勃，华东以上海为核心依托长江沿线几大城市群也有不俗成绩，但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区域却是以牺牲河北为代价产生的，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而“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畸形发展。
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的发展能力却连一个二线城市苏州都不如，甚至连地处内陆的重庆都比它有潜力得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北京作为首都承担了太多的经济功能，为了这个大而全的城市，甚至周边城市没有享受到它带来的辐射好处，连水都吃不上了。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北方重镇，是京杭大运河线上的重镇，也是后来洋务运动后北方的重要商埠，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进入民国后，无数达官显贵在这里的租界里落脚，他们带来的巨额财富一度让这里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就是其工业能力，也不亚于上海，远把排名第三的武汉甩出几条街。
孙逸仙国民党的财务来源是粤商和沪上银行团，直系的经济支柱是武汉三镇，奉系要想在经济上具有压倒优势，除了作为资源基地和重工业大本营的东北之外，这里也很关键。所以张汉卿振兴奉系的第一步，就是想把天津打造成为一个在工业实力上不逊于东北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资本已经陆续就位，就看人才能否为我所用，这也是判断奉系能否在关外站稳脚跟的风向。现在几位重量级的人物陆续加盟，让张汉卿志得意满。
没人知道他的简单的一句“在关内站稳脚跟”在奉系内部承受多大的压力，因为在欣欣向荣的局势下，奉系内部高层都倾向于立足关内。张汉卿的天津、秦皇岛大投资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不保险，万一政治风向有变，军事上再不济怎么办？那辛辛苦苦的投入不就都便宜了别人！
凭心而论，他们的担心很合理，正史上奉系就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吃了败仗而逃回关外。现在，虽说奉系与正史上的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关外的驻军只有区区三个师，还要看着这么大的地盘。
可是张汉卿不怕。他也担心自己为他人作嫁衣，但是他更相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只要直系的主事人不发昏，他就不会看不到奉系的强大：东北工业和经济的大发展让奉军成为目前国内武装最好的军队，没有之一；东北军政大权都集中在张氏父子手里，包括中|央和外人都无法染指，这和其它派系内部貌合神离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关内北方地区一旦发展起来，更是奉系的助力而不是负担，他预料到未来一两年内奉军的大规模扩充是必然之数，以这种发展速度，光是关内的奉军就足以是直系的劲敌。只要奉系没有大的错误，像正史上的贸然发动战争以及随后战略失误导致的总溃败不发生，胜利的天平一定是向奉系倾斜的。
此外，他拟定的西北人民军即将在西北有大动作，将会有力地干扰直系的判断，也会极大地减少直系在京畿的驻军数量从而减轻奉军正面的威胁。而且，奉军的劲敌吴佩孚刚刚开始练兵，他的速度以可见的判断不会快过人民军和奉军的增速，只因为他的穷…
所以他大可以放心地在关内有大动作。
这也是打动梁炎卿最后一线担心的要素：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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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完全倒向了奉系的节奏！梁家几子忽然之间对乃父如此“深明大义”而纳罕不已，张汉卿却听出了其弦外之音。政|府官职不想做，那是对天津投融资委员会和东北银行天津分行之一感兴趣了。转念一想，他就体会到了老梁的心意。
自己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如果他还是拒绝，那是往死里得罪奉系了。有天津港、中兴航运两大巨头的力量在，未来一定会对梁炎卿赖以发家的各洋行的生意造成极大冲击。怡和洋行等再牛叉，也只是一个私人资本，无论如何在体量上不是奉系的对手。
以奉系的雄心勃勃，这种巨量的资本加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优势，将在天津产生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梁家的取舍如何，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前途。
所以老梁先生决定最小限度地参与、也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不伤及梁家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屈从。
为奉系在发行债券上背书，看起来在经济上融入了奉系，但是在政治上，绝不因此让外界产生任何权钱交易的信号，这样一旦奉系在政治上失利，梁家也有从容退身的机会，在商言商嘛，“我们与政治无涉”。
而张汉卿的后两个选项，对他这位商人来说都是上上之选。派人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主任，可以从容看透奉系在天津的布局，可以说是知晓内情的绝佳职务。
东北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务，也可以随时了解奉系的金融走势，让梁家的背书行为最大程度的安全。资本达到上亿元之后，撤资逃资不是一句话的事，总有预兆和苗头，相信以梁家人的精明，这个动作肯定瞒不住他。
那是进有好处败有退路的安排啊，老梁先生应该叫老奸巨滑才对…不过张汉卿不怕被算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挖掘有本领的人本身就是一次给对方一个更广阔舞台的过程。
而且他相信只要梁家深入到奉系经济班底之后，会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庆幸的。有这些人加盟，带来的回报也将是惊人的，这真正地叫人才资源。
所以他乐呵呵地问：“感谢老先生深明大义，不知老先生属意哪位世兄接手北方贸易总公司、哪位世兄在天津上任呢？”
原本一脸戒备的梁炎卿，也难得地开怀大笑说：“少帅的一番美意，老朽怎能不领情呢？犬子赉奎，长期跟着老朽在洋行做买办，对于海外贸易相当熟悉，若是他接手北方贸易总公司，我再派祝龄辅助，当可扛得住”。顿了一顿，他有些犹豫地说：“不过少帅是否介意我加派人手？”
祝龄就是陈祝龄，是梁炎卿长期以来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可如果梁赉奎为董事长、陈祝龄为总经理，少帅就不担心他对于这个资产上亿的公司大权旁落？
张汉卿真的不担心。东北几家银行所控股的大企业大集团，都严格按照现代企业运营制度来设计，都有独立的财务官并由银行委托的会计师公会派人给予年度和季度审计。一句话，他既给了经营者极大的决定权，也给出了相当的束缚----如果负责人有逾矩行为的话。
他笑笑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没有几个得力的人坐镇，新公司怎么顺利开起来？若是有用的人才，梁兄尽管举荐，公司决策者有极大的用人权，就是出资方也一般不过问的。再说，梁老先生和几位世兄的人品，学良都是放心的，不然也不敢把这么大的家当交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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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青眼相向，岂有不投桃报李之理？所以，他主动提出，由自己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主任一职。既然梁家开始与奉系拉上关系，无论结局如何，他这个怡和洋行的买办职务，是不能再兼任的了。再说，他的年龄已大，该放手让后辈出一头地了。三子文奎，就很得怡和洋行的青睐。
“老朽虽然不才，在天津工商业界还有几分薄面，忝作主任，还能略作效劳。若能力不济，还能以老迈不堪应付过去，不坠我几十年商界之名声。呵呵。”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投融资委员会在目前主要在于融资而不是投资，甚至连融资都不是主要任务，它的最大作用是唤起古老的天津重新焕发生机，为北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
自中国诞生以来，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没有变，直到现在。
这个格局并不理想。后世中国经济区三驾马车中，华南以广州、深圳为龙头生机勃勃，华东以上海为核心依托长江沿线几大城市群也有不俗成绩，但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区域却是以牺牲河北为代价产生的，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而“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畸形发展。
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的发展能力却连一个二线城市苏州都不如，甚至连地处内陆的重庆都比它有潜力得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北京作为首都承担了太多的经济功能，为了这个大而全的城市，甚至周边城市没有享受到它带来的辐射好处，连水都吃不上了。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北方重镇，是京杭大运河线上的重镇，也是后来洋务运动后北方的重要商埠，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进入民国后，无数达官显贵在这里的租界里落脚，他们带来的巨额财富一度让这里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就是其工业能力，也不亚于上海，远把排名第三的武汉甩出几条街。
孙逸仙国民党的财务来源是粤商和沪上银行团，直系的经济支柱是武汉三镇，奉系要想在经济上具有压倒优势，除了作为资源基地和重工业大本营的东北之外，这里也很关键。所以张汉卿振兴奉系的第一步，就是想把天津打造成为一个在工业实力上不逊于东北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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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他们的担心很合理，正史上奉系就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吃了败仗而逃回关外。现在，虽说奉系与正史上的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关外的驻军只有区区三个师，还要看着这么大的地盘。
可是张汉卿不怕。他也担心自己为他人作嫁衣，但是他更相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只要直系的主事人不发昏，他就不会看不到奉系的强大：东北工业和经济的大发展让奉军成为目前国内武装最好的军队，没有之一；东北军政大权都集中在张氏父子手里，包括中|央和外人都无法染指，这和其它派系内部貌合神离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关内北方地区一旦发展起来，更是奉系的助力而不是负担，他预料到未来一两年内奉军的大规模扩充是必然之数，以这种发展速度，光是关内的奉军就足以是直系的劲敌。只要奉系没有大的错误，像正史上的贸然发动战争以及随后战略失误导致的总溃败不发生，胜利的天平一定是向奉系倾斜的。
此外，他拟定的西北人民军即将在西北有大动作，将会有力地干扰直系的判断，也会极大地减少直系在京畿的驻军数量从而减轻奉军正面的威胁。而且，奉军的劲敌吴佩孚刚刚开始练兵，他的速度以可见的判断不会快过人民军和奉军的增速，只因为他的穷…
所以他大可以放心地在关内有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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