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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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当口，张作霖被委任为奉天督军及省长，他上任伊始，即面临着这么一个乱摊子，也着实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张作霖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市面上钞票种类繁多，名目各异。那时候整个东北金融市场流通的纸币有奉天的小洋票，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大洋票，吉林、黑龙江的官贴，吉林的小洋钱，哈尔滨的哈大洋，日本的金票、银券、军用票等等，五花八门。
加上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而且奉天财政除负外债1200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这也是老张面对冯德麟对张汉卿要求减少兵员的呼声反应比较低调的原因之一，他是真的有困难啊。
金融盘子端不住，张作霖大帅的位子就坐不稳。
但张作霖并没有退缩，本来在新民土改前，张作霖即以整顿奉天混乱金融为急务，委任王树翰为财政厅长，刘尚清继续留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为此，他一面指示印发纸币，一面没收私帖，用了各种办法，但收效不大。
在王永江、刘尚清等人的帮助下，张作霖开始对奉天财政加以整理。8月4日，他发布训令，宣布奉天货币以大洋为本位。8月18日，奉天总商会与日本商业会议所经过艰难交涉，达成协议，约定“奉天六行号发行的小洋票，以大银元、日本金票、正金钞票和卢布换之，但卢布一种，非经兑换者同意，不得强行搭付。”同时还商定每日兑现以8万元为限，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兑风潮的恶性蔓延。
不过，张氏父子对巴布扎布叛匪的打击，对日本人直接还以颜色的强硬，还是让日本人心存芥蒂，何况日本人扶持老张无非也是为了有钱可赚。有一批不务正业的日本浪人专门拿着奉小洋到银行兑换现小洋，使银行穷于应付。韦锡九称：“由于当时须通过东汇（日金）把款调到津、沪，再由津、沪运回现小洋到沈，作为兑换的准备金，但因如此周折运现，缓不济急，不得不由当地把日人兑去的现小洋用高价收回”。
而如此“高价收回”，更助长了日本浪人的挤兑热情。9月底，50多名日本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官银号等银行强行兑换，且数额十分庞大，难以应负。后经奉天商会出面斡旋，并答应在5日内给予兑换50万元，日本人才肯罢休。对于奉天当局来说，这不过是“花钱免灾”，但其结果却是致命的。挤兑风潮使得币值不稳，银元票与现银之间的差价日益明显，到10月初，1028元银元票才能兑换1000元银元。有鉴于此，财政部对东三省官银号加强监管，要求逐日报告兑换行情。
祸不单行，在这危急时刻，张作霖却得知一个重大损失，他私人所有的钱号庆畲祥破产了。为了向奉天人民有个交待，也可能是为了向自己有个交待，张作霖决定追查到底。
他首先找来兴业银行行长兼庆畲祥钱号经理杨玉泉（名占山），要求杨玉泉交待清楚，好好的钱庄为什么说黄就黄了？但杨玉泉吞吞吐吐，不肯吐露实情。张作霖更加愤怒，下令将杨玉泉关押起来，另派熟悉账薄的人员前去查帐，按现在说法就是审计。查帐的结果，发现兴业银行副行长刘鸣岐伙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盗用庆畲祥钱号库款，参与挤兑风潮。据记载，庆畲祥虽然黄了，但刘鸣岐个人却没受一点损失，反而赚了十几万元。继续追查，发现阎廷瑞的情节也十分恶劣，他虽是兴业银行稽查员，却又在瑞昌恒钱庄投入投本5000元。
张作霖深感金融紊乱，贻害无穷，便派外交顾问于冲汉会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郞（代理）。于冲汉说：“在奉天有些贵国人太给你们强大的日本帝国丢脸了，他们不务正业，专去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兑换小洋，再化成银块贩卖，从中取得一点微薄的利钱。此事不但伤及贵国体面，而且贻笑国际列强，张作霖阁下本想直接向贵总领事提出取缔这种不法日本人的交涉，怕损及贵国的体面，所以派我来同你协商，拿出一个即不损伤贵国体面，又顾及贵国商民利益和不妨害中国整顿金融的办法。”
同时，张作霖命令奉天总商会会长杨玉泉会同各银号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总算达成了如下一些条款：中国、交通、官银号、兴业银行、殖边银行、黑龙江官银号等六家，每一周内，合出现洋24万元，交由银行团（后改为银行公会）代行兑换；兑换时间为每天下午一时起至三时止；兑换期限自即日起至两个月之间。
另外还商定，兑换之前，应经日本商业会议所审验现款，再经日本总领事发给许可证，方可到银行团兑换。但这一规定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又加了一条：“不满百元之款，仍赴各银行号兑换”，这就给下作的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拿着99元到各银行兑换，一出动就是数百人，有时一天便兑现20余万元。于是再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规定每日兑换不得超过6万元。
更可恨的是一些金融机构，乘机大发国难财；当然最可恨的是勾结外国，向自己人下手。某些中国奸商勾结日本人，在奉天、营口两地掀起挤兑风潮，于10月3日内竟兑出银元200万！而挤兑风潮就如同“超级病毒”一样，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并波及东北各地。据《银州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每天兑出的银元都在70余万，这使得奉小洋失信于民，奉天当局苦不堪言。
这么大的行动，如果没有内奸，特别是银行业的人吃里扒外，是绝对做不到的。虽然对金融业是门外汉，张作霖还是命令“奉情局”调查研究金融市场的猫腻，这也是“奉情局”在经济领域的第一次涉猎。
同时，张汉卿也临危受命，被张作霖紧急调来奉天，因为这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原因是新民土改的消息一传出，全省屯积土地的各大中地主们都慌了。与其等待十年的时间取得缥缈在云间的所谓“摊还地金”，还不如就势出卖掉土地，这样还能捞点。于量，奉天省各地纷纷卖地，以往抢都抢不到的良田，现在以九成、八成甚至七成的血本价挥泪大甩卖，倒让一些略有条件的农民得了实惠----反正新民那边传来的消息，只要不超过5亩，自有土地只征一成税，那还是划算的。
但当土地纷纷出手后，获得现金在手的地主们不知该做些什么了。由于奉天用得是小洋票，地主们觉得还是大洋安全得多，于是更大一波的挤兑开始了。这无形中又增一个极不利因素。
奉天金融秩序已经乱了。到10月间，奉天小洋票挤兑日益严重。张作霖为稳定金融物价，巩固其统治地位，多次与得力干将王永江、王树翰、刘尚清研究对策，始终没有办法。
在新民告一段落的张汉卿回来了。他风尘仆仆，却斗志昂扬地介绍了新民土改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解决办法，他认为，前一阶段的攻坚已经结束，现在就等着来年夏粮的收成了。经过实践，他的土改理论已经基本成型，就等着新民的成效一出，即在奉天全省水平展开。他现在已经在筹备“奉天省土改委员会”的事宜、并务色委员会的主要人选了。土改在文武双管施压下渐入正轨，张汉卿也得以脱离日常事务，改由郭松龄等人负责。
他这时的目光，已经转向如何就这股东风，把因土地巨大变动导致的奉天金融秩序混乱适当引导。对奉天政界、财经界的诸多高手的困扰，他心静如水。不就是金融危机吗？还是很低级的那一种。
中学大学阶段，张汉卿学了不少关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故事，也亲身经历了1998及2008金融危机，对当时各国政|府的处理手段历历在心。虽然他不是金融界专业人士，但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货币的建立，本来就是一种信心。
挤兑，其实是对所持货币的不信任。只要货币坚挺，人心自然就静了。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办法，既能保持奉天小洋票坚挺，又要让别有用心的人打消念头，或至少不推波助澜，即消除货币本身存在的价差。
货币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的价值在于其背后隐藏代表的金银等实物。如果奉小洋不能自由兑现现银，就像后世人民币一样不能自由兑现成黄金，谁还会闲得蛋疼去银行提现？挤兑理论上就相当于用存折去提现，提不到才会引起风潮，这纯粹是一种信心。
当然前提是政局稳定，经济正常运行。这时候这个动作完全没有必要吗。
所以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其实很简单：设法使奉小洋不能兑现；在奉小洋退出市面流通后，要用一种新的有信用的货币取代它的作用继续使用，这种货币明确说明不可兑现；努力保证这种新货币的信心。
只此三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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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市面上钞票种类繁多，名目各异。那时候整个东北金融市场流通的纸币有奉天的小洋票，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大洋票，吉林、黑龙江的官贴，吉林的小洋钱，哈尔滨的哈大洋，日本的金票、银券、军用票等等，五花八门。
加上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而且奉天财政除负外债1200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这也是老张面对冯德麟对张汉卿要求减少兵员的呼声反应比较低调的原因之一，他是真的有困难啊。
金融盘子端不住，张作霖大帅的位子就坐不稳。
但张作霖并没有退缩，本来在新民土改前，张作霖即以整顿奉天混乱金融为急务，委任王树翰为财政厅长，刘尚清继续留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为此，他一面指示印发纸币，一面没收私帖，用了各种办法，但收效不大。
在王永江、刘尚清等人的帮助下，张作霖开始对奉天财政加以整理。8月4日，他发布训令，宣布奉天货币以大洋为本位。8月18日，奉天总商会与日本商业会议所经过艰难交涉，达成协议，约定“奉天六行号发行的小洋票，以大银元、日本金票、正金钞票和卢布换之，但卢布一种，非经兑换者同意，不得强行搭付。”同时还商定每日兑现以8万元为限，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兑风潮的恶性蔓延。
不过，张氏父子对巴布扎布叛匪的打击，对日本人直接还以颜色的强硬，还是让日本人心存芥蒂，何况日本人扶持老张无非也是为了有钱可赚。有一批不务正业的日本浪人专门拿着奉小洋到银行兑换现小洋，使银行穷于应付。韦锡九称：“由于当时须通过东汇（日金）把款调到津、沪，再由津、沪运回现小洋到沈，作为兑换的准备金，但因如此周折运现，缓不济急，不得不由当地把日人兑去的现小洋用高价收回”。
而如此“高价收回”，更助长了日本浪人的挤兑热情。9月底，50多名日本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官银号等银行强行兑换，且数额十分庞大，难以应负。后经奉天商会出面斡旋，并答应在5日内给予兑换50万元，日本人才肯罢休。对于奉天当局来说，这不过是“花钱免灾”，但其结果却是致命的。挤兑风潮使得币值不稳，银元票与现银之间的差价日益明显，到10月初，1028元银元票才能兑换1000元银元。有鉴于此，财政部对东三省官银号加强监管，要求逐日报告兑换行情。
祸不单行，在这危急时刻，张作霖却得知一个重大损失，他私人所有的钱号庆畲祥破产了。为了向奉天人民有个交待，也可能是为了向自己有个交待，张作霖决定追查到底。
他首先找来兴业银行行长兼庆畲祥钱号经理杨玉泉（名占山），要求杨玉泉交待清楚，好好的钱庄为什么说黄就黄了？但杨玉泉吞吞吐吐，不肯吐露实情。张作霖更加愤怒，下令将杨玉泉关押起来，另派熟悉账薄的人员前去查帐，按现在说法就是审计。查帐的结果，发现兴业银行副行长刘鸣岐伙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盗用庆畲祥钱号库款，参与挤兑风潮。据记载，庆畲祥虽然黄了，但刘鸣岐个人却没受一点损失，反而赚了十几万元。继续追查，发现阎廷瑞的情节也十分恶劣，他虽是兴业银行稽查员，却又在瑞昌恒钱庄投入投本5000元。
张作霖深感金融紊乱，贻害无穷，便派外交顾问于冲汉会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郞（代理）。于冲汉说：“在奉天有些贵国人太给你们强大的日本帝国丢脸了，他们不务正业，专去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兑换小洋，再化成银块贩卖，从中取得一点微薄的利钱。此事不但伤及贵国体面，而且贻笑国际列强，张作霖阁下本想直接向贵总领事提出取缔这种不法日本人的交涉，怕损及贵国的体面，所以派我来同你协商，拿出一个即不损伤贵国体面，又顾及贵国商民利益和不妨害中国整顿金融的办法。”
同时，张作霖命令奉天总商会会长杨玉泉会同各银号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总算达成了如下一些条款：中国、交通、官银号、兴业银行、殖边银行、黑龙江官银号等六家，每一周内，合出现洋24万元，交由银行团（后改为银行公会）代行兑换；兑换时间为每天下午一时起至三时止；兑换期限自即日起至两个月之间。
另外还商定，兑换之前，应经日本商业会议所审验现款，再经日本总领事发给许可证，方可到银行团兑换。但这一规定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又加了一条：“不满百元之款，仍赴各银行号兑换”，这就给下作的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拿着99元到各银行兑换，一出动就是数百人，有时一天便兑现20余万元。于是再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规定每日兑换不得超过6万元。
更可恨的是一些金融机构，乘机大发国难财；当然最可恨的是勾结外国，向自己人下手。某些中国奸商勾结日本人，在奉天、营口两地掀起挤兑风潮，于10月3日内竟兑出银元200万！而挤兑风潮就如同“超级病毒”一样，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并波及东北各地。据《银州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每天兑出的银元都在70余万，这使得奉小洋失信于民，奉天当局苦不堪言。
这么大的行动，如果没有内奸，特别是银行业的人吃里扒外，是绝对做不到的。虽然对金融业是门外汉，张作霖还是命令“奉情局”调查研究金融市场的猫腻，这也是“奉情局”在经济领域的第一次涉猎。
同时，张汉卿也临危受命，被张作霖紧急调来奉天，因为这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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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告一段落的张汉卿回来了。他风尘仆仆，却斗志昂扬地介绍了新民土改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解决办法，他认为，前一阶段的攻坚已经结束，现在就等着来年夏粮的收成了。经过实践，他的土改理论已经基本成型，就等着新民的成效一出，即在奉天全省水平展开。他现在已经在筹备“奉天省土改委员会”的事宜、并务色委员会的主要人选了。土改在文武双管施压下渐入正轨，张汉卿也得以脱离日常事务，改由郭松龄等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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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大学阶段，张汉卿学了不少关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故事，也亲身经历了1998及2008金融危机，对当时各国政|府的处理手段历历在心。虽然他不是金融界专业人士，但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货币的建立，本来就是一种信心。
挤兑，其实是对所持货币的不信任。只要货币坚挺，人心自然就静了。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办法，既能保持奉天小洋票坚挺，又要让别有用心的人打消念头，或至少不推波助澜，即消除货币本身存在的价差。
货币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的价值在于其背后隐藏代表的金银等实物。如果奉小洋不能自由兑现现银，就像后世人民币一样不能自由兑现成黄金，谁还会闲得蛋疼去银行提现？挤兑理论上就相当于用存折去提现，提不到才会引起风潮，这纯粹是一种信心。
当然前提是政局稳定，经济正常运行。这时候这个动作完全没有必要吗。
所以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其实很简单：设法使奉小洋不能兑现；在奉小洋退出市面流通后，要用一种新的有信用的货币取代它的作用继续使用，这种货币明确说明不可兑现；努力保证这种新货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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