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袁世凯的心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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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的一席话，不久后就报到北京总统府袁世凯的案头。不是他的话有多动听，而是暗合了袁大总统的心事----在此动乱年代，像张作霖这样统兵的将领、封疆大吏能将儿子教育得这样“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见了。
“克定，你怎么看？”他问侍从在身边的长子。
“父亲，这个张学良别看小小年纪，却很有见地！解决目前中国政局最好的出路莫过于集中人心、军政权力成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连一个十六岁的娃娃都看出来的道理，我想父亲应该已经确定想法了罢？儿子在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就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搞的皿煮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他让我回国之后一定转告父亲您，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想必德皇的信，您一定很认真地读过吧？”
说话的是袁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
如果说袁世凯身边对于鼓吹帝制最热心者，莫过于他了。因为脚疾的缘故，他曾到德国就医，受到德国殷勤的招待。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是没有皇帝哪来的太子？作为一直跟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对乃父的心思是一清二楚：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雄心壮志却又患得患失。他不明白，天下都已经握于掌中，父亲还怕什么呢？
提到民国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凯，此时正为各方所膜拜。正是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并用盟约挤兑孙逸仙以换取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高峰。而后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此要挟并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他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很简单就达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思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逸仙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在1914年1月，他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皿煮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皿煮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种种集权措施虽然是独裁的表现，却也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美誉。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
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既然民国大家不认可，除了皿煮国家外，只有恢复帝制一条路好走了。也是，你看人家日本、德国、英国，不都活得很好，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吗？
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愿意为袁世凯的帝制做一点点必要的解释：“洪宪”这个年号的意思是“弘扬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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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定，你怎么看？”他问侍从在身边的长子。
“父亲，这个张学良别看小小年纪，却很有见地！解决目前中国政局最好的出路莫过于集中人心、军政权力成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连一个十六岁的娃娃都看出来的道理，我想父亲应该已经确定想法了罢？儿子在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就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搞的皿煮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他让我回国之后一定转告父亲您，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想必德皇的信，您一定很认真地读过吧？”
说话的是袁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
如果说袁世凯身边对于鼓吹帝制最热心者，莫过于他了。因为脚疾的缘故，他曾到德国就医，受到德国殷勤的招待。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是没有皇帝哪来的太子？作为一直跟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对乃父的心思是一清二楚：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雄心壮志却又患得患失。他不明白，天下都已经握于掌中，父亲还怕什么呢？
提到民国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凯，此时正为各方所膜拜。正是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并用盟约挤兑孙逸仙以换取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高峰。而后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此要挟并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他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很简单就达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思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逸仙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在1914年1月，他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皿煮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皿煮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种种集权措施虽然是独裁的表现，却也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美誉。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
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既然民国大家不认可，除了皿煮国家外，只有恢复帝制一条路好走了。也是，你看人家日本、德国、英国，不都活得很好，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吗？
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愿意为袁世凯的帝制做一点点必要的解释：“洪宪”这个年号的意思是“弘扬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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