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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上

    一

    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

    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时、书所载,有不可得而详者,世而下,亦无从而知其深矣。乃自后世观之,水天之佑,受人之归,六寓而定数白年之基者,必有适当其可之几,言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

    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大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恒以躁。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国于唐、虞之世,元德显功,自有社稷,而非纯乎为夏、商之臣也。

    则隋虽不道,唐不可执言以相诘。天有纲,则理不可踰,人可有辞,则心不易服也。

    故杨广基高祖而屡欲杀之,高祖处至危之地,视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机,以远祸而徼福,然且敛意卑伏而不递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让、孟海公、贸建德、李密、林士弘、徐圆朗、萧铣、张金称、刘元进、管崇、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朱粲群起以亡隋,唐且安于臣服,为之守太原、御突厥而弗动。

    至于杨广弃两都以流荡于江du,李密已入雒郛,环海无尺寸之宁土,于斯时也,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痡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

    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不贪天方动之几,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du。

    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县绝矣。

    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

    惟唐俟之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则叛主之名可辞;而闻江du之杀,涕泗交流,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

    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呜呼!天子之尊,非可志为拟也;四海之大,非可气为压也。相时之所疾苦,审己之非横逆,然后可徐起以与天下休息,即毒众临戎,而神人罔为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斩建德,俘萧铣,皆义所可为、仁所必胜也,天下不归唐,而尚谁归哉?

    慎于举事,而所争者群盗也,非隋也;非恶已熸而将熄之杨广也,毒方兴而不戢之伪主也。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则汤、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静审天人之几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二

    李蜜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贞、单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太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粗帅以降唐,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更始杀伯升,皆终于败,其辙一也。

    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味者犹称范增为奇计,鄙夫之陋,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

    夫驭物而能释其疑忌者,虽未能昭大信于天下,而必信之于己。信于己者,谓之有恒,有恒者,历乎胜败而不乱。己有以自立,则无惧于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鬭其捷,而无能自固者也。

    密,隋之世臣也,无大怨于隋,而己抑无可恃之势,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杨玄感,玄感败,亡命而依翟让,隋有恨于密,密固无恨于隋,而檄数其君之罪,斥之如仆隶,且既已欲殪商辛执子婴矣,则与隋不两立,而君臣之义永绝。

    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密惧杂阳之让其后,又幸盖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缓须臾之困,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

    夫炀帝,密之所欲殪之于牧野者也,而责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侗,密之所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

    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问,唐公见推之语而不惭,念起念灭,而莫知所据,匹夫无志,为三军之帅面可夺,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咎可补也;凶可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诸将之亟于背密而乐于归唐也,羞其所为而莫之与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岂有他哉?无恒而已矣。

    三

    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遐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

    重也,而子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

    李密弃土释兵,拥二万人以降唐。密之乱天下也,有必诛之罪,而解甲以降,杀之则已重矣。

    北有书,东有世充,密独闲关来归,为天下倡,当重奖之以劝天下者也;而本为惰之乱臣,天下之,贱贼,厚待之,则又已重矣。

    密之狙诈乐祸而骄,虽降唐而无固志,缓之须臾;则跳梁终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奸,不可遽抑而激之怨。

    而众叛援孤,力穷智屈,疑之重则又本轻,视为轻而又若重;审其所适然之数者,权也高祖授之以光禄卿,一闲宂之文吏;而司进食之亵事,使执臣节于殿陛,一若不知其狡点凶很者然,此之谓能持权以制天下者也。

    非故扬之,非故抑之,适如其稽颡归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进若退之闲。呜呼,此大有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

    于是而密无可怙之恩,抑无可讼言之怨,许无所雠,恶无所施,不得已而孤骑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终顺与?则饱之以禄,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刘继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葅醢以伤恩也;密之不然,自趋于死,而抑无怨矣。

    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无很也;至诈者,无诈也;量各有所止,机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则于道不失而险阻自消。天下定于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为者,不足以与于斯。

    四

    徐世勣始终一狡贼而已矣。其自言曰“少为亡赖贼”,习一定而不可移者也。

    夫为盗贼而能雄长于其类者,抑必有似信似义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实也;相取以气,相感以私,亦将守之生死而不贰。

    如萤之光,非自外生,而当宵则燿,当画则隐。故以其似信似义者,予之以义之能执、信之能笃、而重任之,则一无足据,而适以长乱。

    其习气之所守者在是,适如其量而止,过此则颠越而不可致诘。其似信似义者亦非伪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

    世勋受李密之命守黎阳,魏征安集山东,劝之降唐,而世勣籍户口士马之数,启密使献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称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遂宠任之,以授之于太宗,而终受托孤之命。

    世勣之于此,亦岂尽出于伪以欺高祖而邀其宠遇乎?其所见及是,其所守在是,盖尝闻有信义而服膺焉,以为是可以卓然自命为豪杰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为高祖之所矜奖。

    若其天性之残忍,仅与盗贼相孚,而智困于择君,心迷于循理,可以称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则祗以铮铮于群盗之中,而遽许之以纯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鉴,穷于此矣。

    夫不见其降于窦建德,质其父而使为将,遂弃父而欲袭曹旦以归唐乎?故其为信义也,盗贼之信义也,察于利以动,任于气以逞,戕性贼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为纯臣而任以安定国家之大,鲜不覆矣。

    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后可以履信而守义,非小人之所能与,殆鱼跃之不可出沼,鸟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五

    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上,皆自诰伪中祓濯而出者也。

    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诛,而犹蒙宠任。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严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之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

    乃何独至于苏威而亟绝之?盖苏威者,必不可容于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为匪人,则风教蔑、廉耻丧、上下乱,而天下之祸不可息也。

    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为从违,隋可亡,而威不可杀。

    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竖之庖俎,锋镝雨集,骨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则兵不足以为疆,险不足以为固,天子之位不足只为尊,而无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惮而不学威,迂行腐步、奡岸以逍遥邪。

    媚于当世也似慎,藏于六艺也似正,随时迁流也似中,以老倨骄而肆志也似刚,杀之无名,远之不得,天下且以为道之莫尚可。而导世以偷汙,为彝伦之大贼,是可容也,熟不可容也?

    明王之所必诛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犹姑息怜老、仁过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贱恶之矣,虽复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坏风化,杀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讵不可哉?

    六

    薛仁呆、萧铣、窦建德或降或杀而皆斩。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当大法可伸之日,而执生杀之权,夫岂茫焉而罔正如此。

    世充,隋之大臣也,导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夺之,其当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东都,百战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炀帝已弑之后,使幸而成焉,亦无以异于陈霸先。

    而唐立代王,旋夺其位,有诸己者不可非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与仁杲、建德、萧铣较,世充者,操、懿以后之积习也。

    建德、仁杲以匹夫,铣以县令,忽乘丧乱,遂欲窃圣人之大宝以自居,则张角、黄巢之等匹,尤不可长之乱,而无可原之情矣。

    春秋于里克,宁喜弑其君而其伏诛也,书曰“杀其大夫”;齐豹杀公兄,阳虎窃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恶也,而书曰“盗”。贵近之臣,或以亲,或以旧,或以才,为国之柱石,先有成劳于国,而人心归之,然后萌不轨之心以动于恶,欲效之者,固未易也。

    且人主与之相迩,贤奸易辨,而可防之于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渐酿坚冰之至,人主亦与有罪焉。

    若夫疏远小臣如萧铣,亡赖细民如建德、如仁呆,始于掠夺,攫穷民而噬之,为合势成,遂敢妄窥天位,则四海之广,枭桀饮博之徒,苟可为而无不可为,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难诛,决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则虽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螘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为耰耝棘矜之口实;及其溃败乞降,犹可以降王之礼恣其徜徉,则人何惮而不杀越平人以希富贵;况当初定之天下,众志未宁,此扑而彼兴,岂有艾乎?

    自东汉以后,权臣之篡者,成而为曹魏、六朝;未成而败,为王敦、桓温、刘毅、沈攸之、萧颖胄、王僧辩;危成血达败,为桓玄、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势易矣,人皆可帝,户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机也。

    唐及早惩之,正草泽称尊之大罚,然且有黄巢之祸,延于朱温而唐以亡:使弗惩焉则暗主相承,政刑无纪,闾井之匹夫,几人帝而几人王,生民之流血,终无已日矣。

    若权臣受将相之托,为功于国,而逼夺孤幼,则不待正鈇铖于世充而无有继之者。高祖相世运之迁,大权之移,祸胜之变,而责世充、咏僭,其亦審矣,而岂贸责以张弛乎?

    已天下之乱者义也,而义固随时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诛也,建德、铣、仁果尤不可贷者也,非昧于治乱之几者,可执一切之义以论得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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