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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五论

    一

    《春秋》之始,详齐、纪,悯王之息也;《春秋》之终详吴、越,悯霸之裂也。取人之国曰灭,国君兵死曰灭。齐人兼纪,吴子死战,而不曰灭,《春秋》之所悯也。悯之深,故不忍直言之,若纪侯之敝屣其国,而吴子之以令终者然,不忍天下之遽变也。

    王者服天下以道,霸者服天下以威,战不为却,讲不为释,终恃其莫御之力而卷其国土,于是而天下始弃道以崇威。霸者以威服天下,乱人以诈徼天下,相与用诈,诈胜则胜,诈不胜则败以死。

    成败生死,无必然之势,取决于一日之机变,而固有之威亦不足恃也,于是而天下始崇诈以为威。道之弃,威之崇,夏、商之末或有然者,而东周为甚。

    威之莫必,诈之取盈,五霸之兵犹未然也。始于吴、越,延于刘、项,而不知所终。崇威而管子之书兴,尚诈而孙、吴、尉缭之说起。上以为术,下以为教,三代之遗民,死者积矣,故君子悯之深焉。悯之深,言之不欲出诸口,去纪侯而卒吴子,非仅以全纪侯而为吴子隐也。

    二

    齐之霸,始于好,成于兵,文治也;晋之霸,始于兵,成于好,质治也。文易弱,质易强,故齐易世而衰,晋八世而后替。先其文,后其质,功利成而天下不著于功利。先其质,后其文,揭功利以服天下而以据功利于己,晋之自为计得矣,齐其犹为天下恤邪?

    故北杏之后,衣裳之会九出,垂亡之国三存,然后陉亭之师起。故子曰:“不以兵车,如其仁。”

    虽然,桓之会盟亦已亟矣。驰所与之数国,频征而频见,易一事则又惊相誓也。旦取而纳之怀,夕取而附其耳,唯恐其有失也。弱者疲而强者窥其浅矣。

    耄而携,没而叛之,不亦宜乎?故以质治者,非专自实也,专自实则损天下,晋德之所以谲于齐也。以文治者,无过求人也,过求人则己无权,齐霸之所以不克世也。善治者,其唯简乎?简而文,文而不惭,是谓王道。

    三

    天下之势,极则变,已变则因。春秋之始,齐、宋、鲁、郑之用兵亟矣,齐桓反之,故北杏之后,二十五年而后为陉之师,民怀其惠,诸侯倚其安矣,极而变之道也。齐之合诸侯也十五,兵争之变为信好,已定矣。

    晋文因之,故不假会盟而即为城濮之师,仍天下之合,奋用其气,已变则因之道也。

    宋襄不善因,犹亟于会,故偾于兵。善师齐桓者唯晋文,唯不相师,是以善师焉。宋襄步趋齐桓,所取法者齐桓,一用而不可再之道也,不偾何待!

    四

    齐桓之起,主宋以用兵,犹周班也。在位二十年,天子赐以命,而后救郑之役乃为宋主。故齐不得召廖之赐,不能兴救郑之师;晋不得王城之飨,不能起城濮之甲,与楚均为列国,以争命于中原。天胡以佑,人胡以助,胜败之数,莫之必矣。宋襄以意主盟,以气用兵,挟周之淫威以逞,而视周若遗,徒以其力,不能当楚力也久矣。

    袁绍之屈于曹操,刘毅之折于刘裕,沈攸之之挫于道成,彼窃人者且必有奉以兴。论宋事者,乃欲岳飞抗金牌以遂朱仙之役,退不厌于公论,进且困于强敌,义与功而俱陨矣。借飞之出此也,一固请而往之翚,拜表辄行之温也,不得复为飞,而又何以战耶?

    五

    喜事之君,以战功始,常以力役终。雄心无所戢,必有所寄,民困相因,弗之恤也。庄公在位三十二年,兵十七出,而亲履戎行者十有三。洎乎暮年,城邑台厩,未浃三年而役七举,自用已无不足,而用物多见其有余。鲁之敝自此始矣。

    故立国之道,匪见衰者无盛,匪见盛者无衰。威加于外,观美于内,皆见盛也。秦政外灭六国,拒北胡,而内侈阿房、骊山;汉武外走匈奴,通西夷,而内侈柏梁、建章;唐玄外扩受降,争六诏,而内侈华清;宋徽外图燕云,县峒夷,而内侈艮岳。

    力足以争,财足以给,则必糜之以向于穷,人事之屈伸、物理之消长也。使之数君者,无盈可见而不见盈,亦何以如斯之不知归也!虽然,利害之报,亦有差矣。

    不见盈者勤于兴,见盈者勤于敝。见盈于兵,力衰而止;见盈于役,力不易竭而日亡。

    见盈于兵,不见盈于役,兴之;徒见盈于兵,复见盈于役,敝之;徒见盈于役,不见盈于兵,则亡而已矣。

    鲁庄、秦政、汉武、唐玄始以兵,终以役;宋徽始以役,终以兵。始以兵,终以役,犹雄心之反也。

    始以役,终以兵,其兵也戏而已矣。此宋徽之所以国沦于敌而身为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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