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非得手撕鬼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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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这天,江弦来到了位于沙滩北街2号的《人民文学》编辑部。
他当然是来参加《红高粱》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
“江弦,这里。”
崔道怡喊他一声,寒暄两句后,他提醒道:“咱们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是规格比较高。”
“都有谁来?”
“光是咱们编辑部就有好几个资深编辑还有编委会出席,像是编委徐怀中同志,他就是写军旅文学的,刚好能对你这部作品的战争部分提一些建议。
另外主编他老人家也会来帮你坐镇。
除了咱们《人民文学》还有些编辑部也来了人,像是人文社那边,严文井同志和韦君宜老太太也过来了,至于中作协那边,来了几位领导,冯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还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协的王濛同志、张洁同志,评论界李陀、阎纲,此外还有燕大、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着手指头,把研讨会上的嘉宾给江弦数了一遍。
江弦一听,这规格确实够高。
国内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嘉宾凑出这样豪华的阵容。
当然,这也离不开《人民文学》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蕴。
换作其他杂志,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能量。
“小弟。”
正聊着,张洁笑盈盈的过来和江弦打了声招呼。
张洁算是这个嘉宾阵容中资历比较浅的。
毕竟她写作的起点比较晚,江弦依旧记得,几年前他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改稿子,张洁就住在他的隔壁,两人时常串门,聊写作、聊文学、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坛崭露头角,张洁丝毫不亚于他,仍是佳作频出,好稿子一部接着一部的发,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篇质量不亚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名作。
仔细一琢磨,张洁老师这样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着自己的才华便能追上江弦开挂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吓了一跳。”
张洁说,“伱这篇《红高粱》,绝对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篇战争题材了。”
“张老师,你言重了。”江弦自谦道。
“我就是实话实说。”
张洁心直口快,笑着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给写军事题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难题了,我熟悉的好些个军旅文学作家,都铆足了劲,准备挑战《花环》这座高峰。
没想到他们还没挑战成功,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张洁的话并不是玩笑,国内的战争题材实在是太少,国外有《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个名篇,国内则很难找出这样深受欢迎的战争题材。
江弦回想一下当代文学之中,《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这种写得好的战争作品太罕见了,除了这两部,很难再想到其他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剑》了。
《亮剑》这部作品,属于电视剧比精彩的典型。
《风声》?
《风声》属于谍战的范畴,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题材有比较大的分别。
这次座谈会由人文社的韦君宜老太太来主持。
江弦先把的内容讲了二十多分钟,讲述了内容,也讲了自己写作的动机。
“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俄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而扼腕叹息。
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我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大不了去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不少嘉宾都点头认可。
的确如江弦所说,不管是《花环》还是《红高粱》,内容都有惹出乱子的风险,除了他,恐怕也没别的作家再敢写了。
江弦把话讲完,话题就交给了别人。
研讨会的气氛总体上算比较轻松,王濛捏着一份《红高粱》的稿子,感慨说:
“我肯定写不出这种英雄好汉王八蛋的语调。
江弦这篇《红高粱》不仅仅在主题上进行了突破,结构和语言也很不同,写的很跳跃,‘头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说话一向比较风趣,他这个“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调侃,逗了个满堂欢笑。
“的确如王濛同志所说。”
京城作协的吴组缃一板一眼的接着说:“读到这的某些片断时,我觉得这些语法有些过分,怎么能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
吴组缃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
他曾任青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担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当中语法的错误完全瞒不住他的眼睛。
顺带一提,这位对《红楼梦》这部名著很有研究,非常有名,担任《红楼梦》研究会的会长职务。
吴组缃微侧着身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这篇《红高粱》如果交给一名中文系的老师来读,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上面画满红叉,会说这句、那句,都写的不通顺,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词不当、逻辑错误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的读者受到感染。
这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你们说呢?”
“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花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 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花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所以我的这篇《红高粱》当中,并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担心的问题。”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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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是来参加《红高粱》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
“江弦,这里。”
崔道怡喊他一声,寒暄两句后,他提醒道:“咱们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是规格比较高。”
“都有谁来?”
“光是咱们编辑部就有好几个资深编辑还有编委会出席,像是编委徐怀中同志,他就是写军旅文学的,刚好能对你这部作品的战争部分提一些建议。
另外主编他老人家也会来帮你坐镇。
除了咱们《人民文学》还有些编辑部也来了人,像是人文社那边,严文井同志和韦君宜老太太也过来了,至于中作协那边,来了几位领导,冯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还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协的王濛同志、张洁同志,评论界李陀、阎纲,此外还有燕大、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着手指头,把研讨会上的嘉宾给江弦数了一遍。
江弦一听,这规格确实够高。
国内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嘉宾凑出这样豪华的阵容。
当然,这也离不开《人民文学》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蕴。
换作其他杂志,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能量。
“小弟。”
正聊着,张洁笑盈盈的过来和江弦打了声招呼。
张洁算是这个嘉宾阵容中资历比较浅的。
毕竟她写作的起点比较晚,江弦依旧记得,几年前他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改稿子,张洁就住在他的隔壁,两人时常串门,聊写作、聊文学、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坛崭露头角,张洁丝毫不亚于他,仍是佳作频出,好稿子一部接着一部的发,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篇质量不亚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名作。
仔细一琢磨,张洁老师这样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着自己的才华便能追上江弦开挂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吓了一跳。”
张洁说,“伱这篇《红高粱》,绝对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篇战争题材了。”
“张老师,你言重了。”江弦自谦道。
“我就是实话实说。”
张洁心直口快,笑着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给写军事题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难题了,我熟悉的好些个军旅文学作家,都铆足了劲,准备挑战《花环》这座高峰。
没想到他们还没挑战成功,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张洁的话并不是玩笑,国内的战争题材实在是太少,国外有《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个名篇,国内则很难找出这样深受欢迎的战争题材。
江弦回想一下当代文学之中,《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这种写得好的战争作品太罕见了,除了这两部,很难再想到其他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剑》了。
《亮剑》这部作品,属于电视剧比精彩的典型。
《风声》?
《风声》属于谍战的范畴,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题材有比较大的分别。
这次座谈会由人文社的韦君宜老太太来主持。
江弦先把的内容讲了二十多分钟,讲述了内容,也讲了自己写作的动机。
“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俄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而扼腕叹息。
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我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大不了去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不少嘉宾都点头认可。
的确如江弦所说,不管是《花环》还是《红高粱》,内容都有惹出乱子的风险,除了他,恐怕也没别的作家再敢写了。
江弦把话讲完,话题就交给了别人。
研讨会的气氛总体上算比较轻松,王濛捏着一份《红高粱》的稿子,感慨说:
“我肯定写不出这种英雄好汉王八蛋的语调。
江弦这篇《红高粱》不仅仅在主题上进行了突破,结构和语言也很不同,写的很跳跃,‘头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说话一向比较风趣,他这个“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调侃,逗了个满堂欢笑。
“的确如王濛同志所说。”
京城作协的吴组缃一板一眼的接着说:“读到这的某些片断时,我觉得这些语法有些过分,怎么能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
吴组缃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
他曾任青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担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当中语法的错误完全瞒不住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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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微侧着身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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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的读者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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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花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 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花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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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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