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应该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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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回想起阅读《高山下的花环》前心底浮现的那些质疑就觉得羞愧。
他竟然怀疑一个能写出这样水平的人是军盲？
身为大院子弟，王硕深知江弦的这篇并不是无的放矢。
很多人物的事迹，王硕都曾经听长辈、同辈们讨论过。
像“小北平”和“雷神爷”这对父子王硕就听说过个类似的。
“小北平”作战勇敢，辨认地图能力极强，他担任连队的炮手，结果百发百中的他接连打出两颗炮弹都是臭弹，自己反而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
战后才得知，他的父亲就是赵蒙生战前耗费心思搭线的“雷神爷”。
“小北平”战前的遗书写：亲爱的爸爸，马上就要集合了，您戎马生涯大半生，打仗意味着什么，毋庸儿赘。如果战场上我作为一名士兵而献身，当然不需举国为我这“未来的首长”举行葬礼。不过，能头枕祖国的巍巍青山，身盖南疆殷红的泥土，我虽死而无憾，也无愧于华夏之后代，黄帝之子孙了。
战后，“雷神爷”仍然保持克制，悲痛并不显露半分，只是在深夜时，会到儿子的坟墓上去，平淡地说一句：
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
现实中，大名鼎鼎的某军某师张志信，儿子张力战前原本在某部参加集训，本不用上战场，当张力听说前线消息后，毅然向父亲张志信提出申请。
张志信同志严肃的告诉他：“我不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和普通士兵一样，我希望你记住，枪声一响，就要往前冲，不能给老子丢脸！”
张志信的妻子坚决反对，要求他把儿子调回来，张志信却不许。
“我们的孩子放在侦查连危险，别人的孩子就不危险吗？他是我张志信的儿子，必须主动上前线。”
结果在任务中，张力不幸中弹牺牲，享年21岁，临终前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的讲了一句话：
“请告诉我父亲，我没有给他丢脸。”
后来张志信也没有把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就同他的战友们安葬在烈士陵园。
“我的儿子应该和他的战友呆在一起，他生前没有特殊化，死后更不会。”
在王硕看来，江弦所写的赵蒙生真实，写的“小北平”和“雷神爷”这对父子同样真实。
张力只是其中代表之一，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光是王硕自己就听过不少。
“将门有犬子，可也有虎子！”
晚上王硕被哥们拉去老莫吃饭。
他心不在焉的坐在座位上，脑袋里仍想着《花环》的内容。
好哥们叶京拍了拍手，拉着身旁一男的的手，“咱们左尚林左少回来了！”
王硕只见过这人几次，并不熟，愣愣的听叶京介绍。
左尚林家里神通广大，他原本是尖刀连的，战前调到了其他地方，这次是请假回来，本来已经到了时间，又以“患流感”为由续假打算在家多玩几天，这才有了机会和孩提时代这帮伙伴聚聚。
“还是京城好啊。”
左尚林抽一口中华烟，“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小三洋、大索尼、雪花牌电冰箱.”
王硕就听着左尚林谈论香水、口红、薄如蝉翼的连衣裙，威士忌、白兰地、令一代骄子筋骨酥软可口可乐。
左尚林嬉皮笑脸，“你们要买大彩电和收录机啥的，给我说一声就行，我爸妈都在外事口，买进口货对我是小菜一碟，都是哥们，价格保准比市面便宜一半.”
王硕原本是矜持谨慎地喝着酒，渐渐的怒上心头。
他也是个军人啊！
于是腾一下站起，“砰”一拍桌子，指着左尚林说：
“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
其他人吓了一跳。
左尚林愕然一瞬，朝他笑了笑，“怎么的，小时候欺负你的事儿还没忘了呢？”
“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
王硕说着就要过去，叶京拦住。
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
叶京也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他，我就跟谁急，他非滚不可！”
王硕说着就把一个瓷烟缸向左尚林掷过去。
左尚林胳膊吃痛，哎呦一声，手臂垂下来，有点气急，却也不想在休假期间闹出幺蛾子，嘟囔一句。
“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
王硕就愈发的狂野粗暴，在半醉的情况下红了眼眶，上身以下的身体在叶京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使劲的向前伸着头颅。
“丫个王连举！”
王连举是《红灯记》里头一个脸谱化的反面角色，在人人都看样板戏的年代，那是臭名昭著、过街老鼠一样的名声。
左尚林受到这样的侮辱，当真气急，“再给我说一句。”
王硕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
“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
其他人眼见这顿饭吃不成，劝解左尚林，“硕子今儿喝多了，回头再聚、回头再聚.”
“都是哥们儿，何必呢？”
一顿饭不欢而散。
王硕东倒西歪的回去。
诚实的讲，他也就是借着酒劲发发脾气，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他浑是浑，但真让他叉左尚林，他也没胆量真做。
只是一想到今天刚看过的《花环》这篇，再听到左尚林的奢靡堕落，他就觉得胸间有什么东西膈应着，这一口气不得不出。
他想起梁三喜，他还没看到孩子出生，留在身边的拨浪鼓，还没来得及亲手交给孩子。
梁三喜是虚构的，可战场上哪里缺的了梁三喜这样铁骨铮铮的硬汉。
让王硕印象深刻的还有靳开来。
靳开来这个刺头人物，在王硕看来塑造的简直太深入人心。
他说话粗，得罪人多，不止一次指着赵蒙生骂，甚至扬言要给他吃颗“花生米”。
王硕仍然能想起他在开战前畅饮一碗习水大曲后的豪言。
“干了这杯酒，咱们烈士陵园见！”
王硕也是热血澎湃的青年，他仍能回想起那时的部队里，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红艳艳的全是大家写的请战书。
当时有战士试图割破手指写血书，想写一篇激情难抑的血书，只是这样写，怕是得割完十个手指都不够。
最后是连里一位班长想了个主意：他去卫生队，让人家帮忙从胳膊上抽了一罐血，就用这一罐血写了一篇完整的血书。
一帮海军，也不知道瞎闹腾什么。
王硕现在回想起这段记忆有些像看小孩子玩闹般可笑，可是想起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心中丝毫没有“后悔”两字。
毕竟，在那一刻他只记得自己唯一的名字
——中国军人。
王硕自己在回忆录里写过：
“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当时想的是，要么死在海战里，要么当上海军首长”
燕京大学。
刘震云刚在图书馆里读完1981年《十月》杂志的第四期上《高山下的花环》这篇文章。
73年的时候，刘震云14岁，因为身高上的优势，家长虚报了他的年龄，让他去当了兵。
一是为了吃上白馍，二是为了看姑娘。
在那个岁月，全中国最漂亮的女孩都在部队里头。
可惜等待他的只有漫天黄沙，在一堆大老爷们中间当了五年兵，78年才复员。
虽然如今的他已经是燕大大学生的身份，但仍然对自己生命中那段抹不去的岁月难以忘怀。
因而看到这篇《高山下的花环》以后，他瞬间便来了兴趣，一气儿读完。
读完以后，刘震云的泪水已然湿润了眼眶，难受了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儿。
对于他来说，这篇文章里的战士，不是一个个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读《花环》这篇，他比其他读者的感触更深，因为他的一位老战友便倒在那个地方。
他从其他战友的口中听来了战斗的场景，正如《花环》中所写的一样：
一群人围起来喝酒，嚷嚷着“烈士陵园见”，上战场前，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写遗书，战士们互相约定，如果谁死了的话，其他人一定要回去照看他的父母。
刘震云以手掩卷，想到那些可爱的人，便忍不住喉头发涩，掉下了眼泪。
老战友，多想和你再喝一杯！
过了几秒，刘震云才抑制住情绪，重新捧起《十月》这册杂志，看向头条的《花环》这篇文章。
此刻，他无比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这篇。
刘震云非常理解江弦为什么会给取名叫《高山下的花环》。
听说烈士们并没有整洁的坟墓，只是草草的埋在高山脚下，立一块木头就当墓碑。
高山底下，花环簇簇。
老兵们会沉寂在山脚下，可他们曾经献出的鲜血、生命、热诚，不能被淡忘。
这是忘恩，也是背叛。
在刘震云看来，这就是《高山下的花环》这个名字的含义。
多年后，当花衰败以后，人们还会不会记得他们曾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应该记得！
必须记得！
刘震云目光炯炯的坐在桌前，“这篇不火，天理难容！”
一晃，《高山下的花环》这篇发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因为纸张的计划供应问题，《十月》还属于“限量发行”，印数逐期增加，从1980年1期的14万，提高到1980年6期的23万。
编辑部会不时地接到外地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反映当地邮局订不到《十月》，询问解决的办法。
到了今年，邮局终于取消了《十月》的限量发行，读者的订阅数量大增，今年第1期的印数就达到55万册。
《十月》的第四期发行以后，编辑们都期待着读者们的反应，更期待读者们对《高山下的花环》这篇的反馈。
在《花环》还没发表之前，就已经被圈内看过的一些编辑、作家评为了当代军旅“扛鼎之作”。
这也代表着文化界对《花环》的认可。
如今值得关注的便是《花环》在读者群体中是否会受到冷遇。
张守仁心里忐忑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睡好觉。
好在读者们的反馈来的很快，第4期刚发行不久，出版社的收发室便开始接收寄给《十月》的“整邮袋”的读者来信。
其中光是给《高山下的花环》所写的信函有数千封。
编辑们提早便猜到《花环》会造个大卫星，但这些积极、热烈的读者反响，还是打了整个文艺组的编辑们一个始料未及。
张守仁振奋的攥紧了拳头。
“《高山下的花环》，成了！”
他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绝对是巨大的。
《花环》是一篇好，也是一篇危险的。
在发表前，他就拉着江弦说，如果收获鲜花那就给你，如果出了事情那就我担。
他是打心底给江弦承诺，愿意为他承担发表的一切后果。
但如今，全国读者们的反响前所未有的好。
可以说江弦的与冯沐的评论文章，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十月》造就了创刊以来前所未有过的声势。
张守仁不敢保证今后《花环》不会出事，但至少，已经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过这篇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此刻多半便是这样的心境。
编辑部的编辑们，很快读了《花环》的来信，有意思的是，收到的一千多封信中，有三百多封都是投诉信，无一例外都是反映：
“改写靳开来的结局！”
面对读者们的来信，编辑们也很是无奈，只好当个趣谈。
不过问题很快就来了。
《十月》每期的印数是50万册，今年的最高销量则是65万册。
出于对江弦的信任，1981年第4期第一次的印数就是60万册。
可在上市一个半月以后，随着《高山下的花环》声势越来越大，60万册第4期就全都卖光了。
这样的销售速度，直接惊掉了《十月》编辑们的下巴。
编辑部几乎每一分钟都能收到外地读者的来信、电话，询问他们如何订购到最新一期的《十月》。
编辑部匆匆忙忙的加印，决定再版30万册。
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印刷厂的女工闹起了情绪。
不给印了！
才发现之前定时发布设置错了。
我设置的10点55分，结果设置成第二天早上的10点55分了，莫名其妙断更了一天我自己都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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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怀疑一个能写出这样水平的人是军盲？
身为大院子弟，王硕深知江弦的这篇并不是无的放矢。
很多人物的事迹，王硕都曾经听长辈、同辈们讨论过。
像“小北平”和“雷神爷”这对父子王硕就听说过个类似的。
“小北平”作战勇敢，辨认地图能力极强，他担任连队的炮手，结果百发百中的他接连打出两颗炮弹都是臭弹，自己反而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
战后才得知，他的父亲就是赵蒙生战前耗费心思搭线的“雷神爷”。
“小北平”战前的遗书写：亲爱的爸爸，马上就要集合了，您戎马生涯大半生，打仗意味着什么，毋庸儿赘。如果战场上我作为一名士兵而献身，当然不需举国为我这“未来的首长”举行葬礼。不过，能头枕祖国的巍巍青山，身盖南疆殷红的泥土，我虽死而无憾，也无愧于华夏之后代，黄帝之子孙了。
战后，“雷神爷”仍然保持克制，悲痛并不显露半分，只是在深夜时，会到儿子的坟墓上去，平淡地说一句：
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
现实中，大名鼎鼎的某军某师张志信，儿子张力战前原本在某部参加集训，本不用上战场，当张力听说前线消息后，毅然向父亲张志信提出申请。
张志信同志严肃的告诉他：“我不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和普通士兵一样，我希望你记住，枪声一响，就要往前冲，不能给老子丢脸！”
张志信的妻子坚决反对，要求他把儿子调回来，张志信却不许。
“我们的孩子放在侦查连危险，别人的孩子就不危险吗？他是我张志信的儿子，必须主动上前线。”
结果在任务中，张力不幸中弹牺牲，享年21岁，临终前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的讲了一句话：
“请告诉我父亲，我没有给他丢脸。”
后来张志信也没有把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就同他的战友们安葬在烈士陵园。
“我的儿子应该和他的战友呆在一起，他生前没有特殊化，死后更不会。”
在王硕看来，江弦所写的赵蒙生真实，写的“小北平”和“雷神爷”这对父子同样真实。
张力只是其中代表之一，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光是王硕自己就听过不少。
“将门有犬子，可也有虎子！”
晚上王硕被哥们拉去老莫吃饭。
他心不在焉的坐在座位上，脑袋里仍想着《花环》的内容。
好哥们叶京拍了拍手，拉着身旁一男的的手，“咱们左尚林左少回来了！”
王硕只见过这人几次，并不熟，愣愣的听叶京介绍。
左尚林家里神通广大，他原本是尖刀连的，战前调到了其他地方，这次是请假回来，本来已经到了时间，又以“患流感”为由续假打算在家多玩几天，这才有了机会和孩提时代这帮伙伴聚聚。
“还是京城好啊。”
左尚林抽一口中华烟，“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小三洋、大索尼、雪花牌电冰箱.”
王硕就听着左尚林谈论香水、口红、薄如蝉翼的连衣裙，威士忌、白兰地、令一代骄子筋骨酥软可口可乐。
左尚林嬉皮笑脸，“你们要买大彩电和收录机啥的，给我说一声就行，我爸妈都在外事口，买进口货对我是小菜一碟，都是哥们，价格保准比市面便宜一半.”
王硕原本是矜持谨慎地喝着酒，渐渐的怒上心头。
他也是个军人啊！
于是腾一下站起，“砰”一拍桌子，指着左尚林说：
“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
其他人吓了一跳。
左尚林愕然一瞬，朝他笑了笑，“怎么的，小时候欺负你的事儿还没忘了呢？”
“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
王硕说着就要过去，叶京拦住。
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
叶京也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他，我就跟谁急，他非滚不可！”
王硕说着就把一个瓷烟缸向左尚林掷过去。
左尚林胳膊吃痛，哎呦一声，手臂垂下来，有点气急，却也不想在休假期间闹出幺蛾子，嘟囔一句。
“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
王硕就愈发的狂野粗暴，在半醉的情况下红了眼眶，上身以下的身体在叶京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使劲的向前伸着头颅。
“丫个王连举！”
王连举是《红灯记》里头一个脸谱化的反面角色，在人人都看样板戏的年代，那是臭名昭著、过街老鼠一样的名声。
左尚林受到这样的侮辱，当真气急，“再给我说一句。”
王硕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
“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
其他人眼见这顿饭吃不成，劝解左尚林，“硕子今儿喝多了，回头再聚、回头再聚.”
“都是哥们儿，何必呢？”
一顿饭不欢而散。
王硕东倒西歪的回去。
诚实的讲，他也就是借着酒劲发发脾气，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他浑是浑，但真让他叉左尚林，他也没胆量真做。
只是一想到今天刚看过的《花环》这篇，再听到左尚林的奢靡堕落，他就觉得胸间有什么东西膈应着，这一口气不得不出。
他想起梁三喜，他还没看到孩子出生，留在身边的拨浪鼓，还没来得及亲手交给孩子。
梁三喜是虚构的，可战场上哪里缺的了梁三喜这样铁骨铮铮的硬汉。
让王硕印象深刻的还有靳开来。
靳开来这个刺头人物，在王硕看来塑造的简直太深入人心。
他说话粗，得罪人多，不止一次指着赵蒙生骂，甚至扬言要给他吃颗“花生米”。
王硕仍然能想起他在开战前畅饮一碗习水大曲后的豪言。
“干了这杯酒，咱们烈士陵园见！”
王硕也是热血澎湃的青年，他仍能回想起那时的部队里，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红艳艳的全是大家写的请战书。
当时有战士试图割破手指写血书，想写一篇激情难抑的血书，只是这样写，怕是得割完十个手指都不够。
最后是连里一位班长想了个主意：他去卫生队，让人家帮忙从胳膊上抽了一罐血，就用这一罐血写了一篇完整的血书。
一帮海军，也不知道瞎闹腾什么。
王硕现在回想起这段记忆有些像看小孩子玩闹般可笑，可是想起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心中丝毫没有“后悔”两字。
毕竟，在那一刻他只记得自己唯一的名字
——中国军人。
王硕自己在回忆录里写过：
“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当时想的是，要么死在海战里，要么当上海军首长”
燕京大学。
刘震云刚在图书馆里读完1981年《十月》杂志的第四期上《高山下的花环》这篇文章。
73年的时候，刘震云14岁，因为身高上的优势，家长虚报了他的年龄，让他去当了兵。
一是为了吃上白馍，二是为了看姑娘。
在那个岁月，全中国最漂亮的女孩都在部队里头。
可惜等待他的只有漫天黄沙，在一堆大老爷们中间当了五年兵，78年才复员。
虽然如今的他已经是燕大大学生的身份，但仍然对自己生命中那段抹不去的岁月难以忘怀。
因而看到这篇《高山下的花环》以后，他瞬间便来了兴趣，一气儿读完。
读完以后，刘震云的泪水已然湿润了眼眶，难受了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儿。
对于他来说，这篇文章里的战士，不是一个个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读《花环》这篇，他比其他读者的感触更深，因为他的一位老战友便倒在那个地方。
他从其他战友的口中听来了战斗的场景，正如《花环》中所写的一样：
一群人围起来喝酒，嚷嚷着“烈士陵园见”，上战场前，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写遗书，战士们互相约定，如果谁死了的话，其他人一定要回去照看他的父母。
刘震云以手掩卷，想到那些可爱的人，便忍不住喉头发涩，掉下了眼泪。
老战友，多想和你再喝一杯！
过了几秒，刘震云才抑制住情绪，重新捧起《十月》这册杂志，看向头条的《花环》这篇文章。
此刻，他无比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这篇。
刘震云非常理解江弦为什么会给取名叫《高山下的花环》。
听说烈士们并没有整洁的坟墓，只是草草的埋在高山脚下，立一块木头就当墓碑。
高山底下，花环簇簇。
老兵们会沉寂在山脚下，可他们曾经献出的鲜血、生命、热诚，不能被淡忘。
这是忘恩，也是背叛。
在刘震云看来，这就是《高山下的花环》这个名字的含义。
多年后，当花衰败以后，人们还会不会记得他们曾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应该记得！
必须记得！
刘震云目光炯炯的坐在桌前，“这篇不火，天理难容！”
一晃，《高山下的花环》这篇发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因为纸张的计划供应问题，《十月》还属于“限量发行”，印数逐期增加，从1980年1期的14万，提高到1980年6期的23万。
编辑部会不时地接到外地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反映当地邮局订不到《十月》，询问解决的办法。
到了今年，邮局终于取消了《十月》的限量发行，读者的订阅数量大增，今年第1期的印数就达到55万册。
《十月》的第四期发行以后，编辑们都期待着读者们的反应，更期待读者们对《高山下的花环》这篇的反馈。
在《花环》还没发表之前，就已经被圈内看过的一些编辑、作家评为了当代军旅“扛鼎之作”。
这也代表着文化界对《花环》的认可。
如今值得关注的便是《花环》在读者群体中是否会受到冷遇。
张守仁心里忐忑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睡好觉。
好在读者们的反馈来的很快，第4期刚发行不久，出版社的收发室便开始接收寄给《十月》的“整邮袋”的读者来信。
其中光是给《高山下的花环》所写的信函有数千封。
编辑们提早便猜到《花环》会造个大卫星，但这些积极、热烈的读者反响，还是打了整个文艺组的编辑们一个始料未及。
张守仁振奋的攥紧了拳头。
“《高山下的花环》，成了！”
他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绝对是巨大的。
《花环》是一篇好，也是一篇危险的。
在发表前，他就拉着江弦说，如果收获鲜花那就给你，如果出了事情那就我担。
他是打心底给江弦承诺，愿意为他承担发表的一切后果。
但如今，全国读者们的反响前所未有的好。
可以说江弦的与冯沐的评论文章，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十月》造就了创刊以来前所未有过的声势。
张守仁不敢保证今后《花环》不会出事，但至少，已经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过这篇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此刻多半便是这样的心境。
编辑部的编辑们，很快读了《花环》的来信，有意思的是，收到的一千多封信中，有三百多封都是投诉信，无一例外都是反映：
“改写靳开来的结局！”
面对读者们的来信，编辑们也很是无奈，只好当个趣谈。
不过问题很快就来了。
《十月》每期的印数是50万册，今年的最高销量则是65万册。
出于对江弦的信任，1981年第4期第一次的印数就是60万册。
可在上市一个半月以后，随着《高山下的花环》声势越来越大，60万册第4期就全都卖光了。
这样的销售速度，直接惊掉了《十月》编辑们的下巴。
编辑部几乎每一分钟都能收到外地读者的来信、电话，询问他们如何订购到最新一期的《十月》。
编辑部匆匆忙忙的加印，决定再版30万册。
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印刷厂的女工闹起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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