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 君子不耻于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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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叶家的改变,让冯犹龙暗自吃惊的还有几点，只是不好公然说出来而已——据他所知，沈君庸之妻便是自己的表妹,昭齐居然公然写了《鸳鸯错》这样反对表兄妹成亲的戏，并不为尊者讳,即便他已知道买活军反对近亲结婚的‘疾病纯合’说，仍是感到这么做有些无礼。
再一个还是从这戏里看出来的,冯犹龙知道叶家和袁家定有亲事,似乎便是昭齐和袁家少爷,他一知道此戏是昭齐所写，便猜到叶昭齐有退亲的心思，以至于流露笔端——对于昭齐这年纪来说，她头几本戏也好，通俗也好，一定是从自身经历中兴发出来的，少年文人往往有这么一段时期，这是必然经历。
冯犹龙能看出这一点,难道叶仲韶就不能吗？便是叶仲韶不提，难道老夫人竟能容许叶家出现一个退婚之女？这岂不是将叶家的清名全然破碎？名门体统何在？他最诧异是，昭齐不但能写了这出戏，还公然上演,而在家中依旧受宠,老夫人对她照样慈爱有加，众人均是面无异色,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冯犹龙不见得不喜欢,但这的确是他所难以想象的,算来还不到一年的光景,叶家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较起来，叶仲韶的变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在冯犹龙看来还十分的可喜，钱固然是很庸俗的东西，但又实实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人生每一日，哪一刻不是要用钱的？
冯犹龙自家是很爱钱的，是以他感到叶仲韶的变化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过也很好奇其中的缘故——以他对叶仲韶的了解，倘他不能问心无愧，是不能如此刻一样红光满面的，即便是腰缠万贯，也一定是惶然若失，打从心底流露出不安来。
叶仲韶被他这么一说，倒也有些面红，望了沈君庸一眼，道，“君庸，你政治学得比我好，你来说。”
这又为何和政治有关，冯犹龙便不懂了，因他并没有怎么细读过《政治与社会》，略略翻看了一下，更集中在看买活军对上古社会的阐述，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至于说剥削阶级云云，浮光掠影而已，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来。
不过，既然好歹也看过，便不至于对二人所说的完全不知所以，冯犹龙其实也很好奇沈君庸为何能放下身段，去为海商做账房，想来都和几人于志气上的转变有关，因便听沈君庸说道，“其实从君子不言利，到君子不耻于言利，这其中的区别无非是‘正当性’这三个字——君子也要吃饭，要养家，君子不言利，是因为不必言利，君子的收入，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若将其视为正当，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
“有田地，有佃农，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由此，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都不必也不愿言利，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而是宏愿，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
“但买活军这里，是将地主、佃农视作剥削，既然叫做剥削，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既然如此，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讲究‘按劳付酬’，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从劳动中来。”
这说得有些玄乎了，冯犹龙半懂不懂，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叶仲韶便接口道，“其实便是一点，买活军这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凡是劳动，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譬如说，在国朝，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若是清官，那便只能穷死。”
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国朝做官，的确是非贪不可，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是以，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国朝以为，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沈君庸道，“但除了做官之外，不论是为幕、经商、开课，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仔细想想，最体面的读书人，唯独以耕读为业，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而是叫佃农去耕。于是读书人的书，读完了之后，若是不能做官，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也——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便是田地的租子。”
“这在买活军看来，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且不说剥削不剥削，如此一来，读书便始终是小部分人的事，因为一个正直的人，读书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他能读书便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正直的事，为他夺取到了足够的田地来给他继承。这么说来，读书若不是一个强盗要读了书，考上科举去做恶事，要么便是一个强盗的后代，用抢劫来的财产，供着自己去读书，以便能够抢劫到更多的土地喽？”
“读书，无非是强盗们的自我标榜而已——虽然买活军的课本是没有这样说，但你若是细品了他们的教材，所读到的便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一点天如是写得很清楚的——你还没看到报纸吧，这读书强盗论，便是他新发的社论，言语真是锐利至极！”
“买活军既然是这么喜欢教人读书，又怎会让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呢？在买活军这里，利用学识谋得相应的收入，才是最具正当性的行为，既然如此，君子自然不耻于言利了——君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学识，证明自己能配得上所要求的收入啊。”
“便如同老龙你，所出的话本也好，经学著作也好，都不是署的大名，其实无非也是自以为不登大雅之堂，读书人不愿沾染这样的名声——其实便是因为利用学识谋取钱财，自感失去了正当性。”
沈君庸所说的正当性之论，对冯犹龙来说的确是极为新鲜，对他的判词也不算冒犯，本来历代，多数都署化名，很少有真名署上的，只有诗集、文集，这是扬名立言之作，方才会署上名号，似乎也的确有耻于言利的考虑在里面。冯犹龙自家来说，他写话本完全便是因为畅销，为了赚钱，只是之前哪怕是书商，也不会如此直接地提起
这一点而已。
但在买活军这里，一切似乎都很直接，沈君庸道，“买活军这里则是不同了，买活军不但鼓励读书人言利——实际上，他们这里人人都是读书人——而且他们是不喜付出劳动的人不接受报酬的。譬如今日这出戏，哪怕我不想收补贴都不行，我收下补贴，捐给孤儿院都可以，但补贴不能不收，因为这是对劳动的报酬。不收报酬，便是对这逻辑的破坏。”
“这是子贡赎人的典啊。”冯犹龙不由喃喃道，“逻辑……逻辑……”他对于这个陌生的东西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劳动的报酬，是买活军这里最正当的收入，只要是用自家的劳动来养活自己，那么便是这里最正当的百姓，百业皆是如此，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沈君庸笑道，“说白了，老龙，买活军这里认你，不认你是秀才，也不认你的名气，他们认你是个杰出的家、教学家、戏曲家，这些东西，在国朝不登大雅之堂，在买活军这里却也是百业之一，读书人择一业从之，获取多少报酬，都是名正言顺。”
“便如我姐夫，在吴江束手束脚，经商不会，也辱没斯文，开馆耽误举业，辱没斯文，写戏小道分心，辱没斯文，这斯文怎么随意都能被辱没的？仿佛从田地以外赚一文钱那都是辱没斯文了，在买活军这里，写戏赚几百上千两那是他的本事！他赚得越多，旁人便看他越高，读书人靠学识取得收入，天经地义！——又有谁不喜欢钱？谁不喜欢囊中丰厚的感觉？谁不想让妻子儿女都跟着过上好日子？”
“你说，我姐夫喜不喜欢买活军这里？喜不喜欢这样凭本事抬头赚钱，到那里都直得起腰，心中不虚的感觉？”
叶仲韶倒被沈君庸说得有些面红，低低斥了一声，不过只看他舒展的眉宇，便可知道他在买活军这里的日子，其实过得相当的舒心。冯犹龙见了，心中不由也是骇然：买活军这里的日子，不知不觉竟能移人性情至此！叶仲韶和来之前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但以他来说，买活军这里的变化，冯犹龙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在家乡，尽管才名远传，但心中始终的确是有些自卑自伤——才高八斗又如何？考不过科举，没有官身，始终不入流，身家虽还勉强算是丰厚，但那都是不体面的银子。
体面的银子是什么呢？冯犹龙并未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他并没有做官的机会，也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波逐流地吃孝敬，而这些孝敬又算不算是体面银子。但买活军这里的生活，仅仅是沈君庸的几句话，便让他的心旌一阵动摇。
杰出的家、教学家、戏曲家……这话怎么就这么好听呢？冯犹龙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尊严，但这并不妨碍他享受尊严的滋味，他闭上眼，想象着以家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之中，昂然自报家门，与众名流交际，又将自己的名声流传下去，永远写在史书之中……
痴了半晌，方才透出一股长气，叹道，“怪到你们阖家搬迁至此，如今连我也想来安家了！”
也不管这舅婿二人相视一笑，又道，“只还有一事，以我来看，你们是还没有摸准买活军的脉搏——《鸳鸯错》用《何赛花》那种道白剧的方式来演，实在是买活军这里的大势所趋！”
“先我还没有想到其中的道理该怎么说，刚听你们说起阶级、剥削之论，倒是一下令我也明白过来，这其中的差别，在收入上，也不在收入上，且听我和你们俩郎舅慢慢算来。”
“第一个先说收入，收入上，《鸳鸯错》最多能有几个戏班子会唱？这样的戏，没有好班子是不能出彩的，我在武林听的名班，后来打听到了，是武林茶馆为了打响名号，重金礼聘而来，那样的班子，福建道能有几个？便是从现在开始作养，没有十年，能教出新一批来？”
“教不出来的，我虽没有眼见，但猜却也猜的到，仲韶你们挑选班子要比在外头难得多，为什么？学戏是要吃苦的，而且又没有钱，那是实在活不下去的人，才会把孩子舍到戏班子里，如今买活军这里，人人有饭吃，有工做，还有多少人愿意自家的孩子，四五岁起便夏练三九冬练三伏，只为了唱那十年戏？”
叶仲韶、沈君庸的神色都逐渐凝重起来，叶仲韶低声嘀咕了一句，“还是从学校辞职得早了——”这是冯犹龙暂不解其意的话，他且先不管，只往下说道，“但道白剧呢？道白剧的演员，不要怎么吃苦，而且可以从年幼演到年老，没有嗓子上的顾虑，那么道白剧的班子便是好搭的，选材的范围要比咱们这些戏曲要大得多。”
“班子好搭，就容易凑出来，场子也跟着多了，既然如今是按场子来付版权费，以这个逻辑来说，自然是要越容易演，越多人演，收入便也越高。”
不说《何赛花》就比《鸳鸯错》强出哪儿去了，只是如今从这条逻辑来讲，那便是这个道理。叶仲韶和沈君庸并不反对冯犹龙的观点，冯犹龙又道，“还有一点，和收入是无关的，那便是《鸳鸯错》，曲高和寡，调子水磨迁延，真正能听得懂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也是我看了《何赛花》后，顿悟出来的道理，如今这四大声腔，始终还是……还是权贵富户……还是统治阶级的东西！”
他用了个刚刚有些微领悟的概念，“或者又何止戏曲呢？诗词歌赋，凡是这些由文字繁衍而出的东西，在买活军这里，都在做一个巨大的变化——正从旧的统治阶级，扩散到新的统治阶级中去，仲韶、君庸，你们难道没有感受到这般巨大的浪潮么？我们家、戏曲家——”
他已经很主动地用了沈君庸刚赋予的两个家来自称，“我们家、戏曲家若是想要做出一点成就，留下一点声名，便不可逆势而动，而是要如张宗子、卓珂月两位小友一样，顺势而为，与大势一道，把我们的东西，散播到天涯海角中，散布到田间地头，散播到贩夫走卒，散布到新的统治阶级——劳动的百姓中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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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还是从这戏里看出来的,冯犹龙知道叶家和袁家定有亲事,似乎便是昭齐和袁家少爷,他一知道此戏是昭齐所写，便猜到叶昭齐有退亲的心思，以至于流露笔端——对于昭齐这年纪来说，她头几本戏也好，通俗也好，一定是从自身经历中兴发出来的，少年文人往往有这么一段时期，这是必然经历。
冯犹龙能看出这一点,难道叶仲韶就不能吗？便是叶仲韶不提，难道老夫人竟能容许叶家出现一个退婚之女？这岂不是将叶家的清名全然破碎？名门体统何在？他最诧异是，昭齐不但能写了这出戏，还公然上演,而在家中依旧受宠,老夫人对她照样慈爱有加，众人均是面无异色,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冯犹龙不见得不喜欢,但这的确是他所难以想象的,算来还不到一年的光景,叶家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较起来，叶仲韶的变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在冯犹龙看来还十分的可喜，钱固然是很庸俗的东西，但又实实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人生每一日，哪一刻不是要用钱的？
冯犹龙自家是很爱钱的，是以他感到叶仲韶的变化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过也很好奇其中的缘故——以他对叶仲韶的了解，倘他不能问心无愧，是不能如此刻一样红光满面的，即便是腰缠万贯，也一定是惶然若失，打从心底流露出不安来。
叶仲韶被他这么一说，倒也有些面红，望了沈君庸一眼，道，“君庸，你政治学得比我好，你来说。”
这又为何和政治有关，冯犹龙便不懂了，因他并没有怎么细读过《政治与社会》，略略翻看了一下，更集中在看买活军对上古社会的阐述，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至于说剥削阶级云云，浮光掠影而已，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来。
不过，既然好歹也看过，便不至于对二人所说的完全不知所以，冯犹龙其实也很好奇沈君庸为何能放下身段，去为海商做账房，想来都和几人于志气上的转变有关，因便听沈君庸说道，“其实从君子不言利，到君子不耻于言利，这其中的区别无非是‘正当性’这三个字——君子也要吃饭，要养家，君子不言利，是因为不必言利，君子的收入，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若将其视为正当，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
“有田地，有佃农，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由此，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都不必也不愿言利，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而是宏愿，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
“但买活军这里，是将地主、佃农视作剥削，既然叫做剥削，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既然如此，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讲究‘按劳付酬’，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从劳动中来。”
这说得有些玄乎了，冯犹龙半懂不懂，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叶仲韶便接口道，“其实便是一点，买活军这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凡是劳动，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譬如说，在国朝，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若是清官，那便只能穷死。”
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国朝做官，的确是非贪不可，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是以，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国朝以为，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沈君庸道，“但除了做官之外，不论是为幕、经商、开课，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仔细想想，最体面的读书人，唯独以耕读为业，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而是叫佃农去耕。于是读书人的书，读完了之后，若是不能做官，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也——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便是田地的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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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活军既然是这么喜欢教人读书，又怎会让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呢？在买活军这里，利用学识谋得相应的收入，才是最具正当性的行为，既然如此，君子自然不耻于言利了——君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学识，证明自己能配得上所要求的收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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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子贡赎人的典啊。”冯犹龙不由喃喃道，“逻辑……逻辑……”他对于这个陌生的东西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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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仲韶、沈君庸的神色都逐渐凝重起来，叶仲韶低声嘀咕了一句，“还是从学校辞职得早了——”这是冯犹龙暂不解其意的话，他且先不管，只往下说道，“但道白剧呢？道白剧的演员，不要怎么吃苦，而且可以从年幼演到年老，没有嗓子上的顾虑，那么道白剧的班子便是好搭的，选材的范围要比咱们这些戏曲要大得多。”
“班子好搭，就容易凑出来，场子也跟着多了，既然如今是按场子来付版权费，以这个逻辑来说，自然是要越容易演，越多人演，收入便也越高。”
不说《何赛花》就比《鸳鸯错》强出哪儿去了，只是如今从这条逻辑来讲，那便是这个道理。叶仲韶和沈君庸并不反对冯犹龙的观点，冯犹龙又道，“还有一点，和收入是无关的，那便是《鸳鸯错》，曲高和寡，调子水磨迁延，真正能听得懂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也是我看了《何赛花》后，顿悟出来的道理，如今这四大声腔，始终还是……还是权贵富户……还是统治阶级的东西！”
他用了个刚刚有些微领悟的概念，“或者又何止戏曲呢？诗词歌赋，凡是这些由文字繁衍而出的东西，在买活军这里，都在做一个巨大的变化——正从旧的统治阶级，扩散到新的统治阶级中去，仲韶、君庸，你们难道没有感受到这般巨大的浪潮么？我们家、戏曲家——”
他已经很主动地用了沈君庸刚赋予的两个家来自称，“我们家、戏曲家若是想要做出一点成就，留下一点声名，便不可逆势而动，而是要如张宗子、卓珂月两位小友一样，顺势而为，与大势一道，把我们的东西，散播到天涯海角中，散布到田间地头，散播到贩夫走卒，散布到新的统治阶级——劳动的百姓中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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