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四章 赞扬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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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太成功了，不仅得到读者的共鸣，还得到了国内文学评论界的普遍赞赏，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邱明正《赞巧珍》、唐挚《漫谈中的高加林》、蒋萌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都非常认可《人生》。
在这些评论中肯定的一派认为高加林代表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他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他有进取精神，为向往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做出选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
有肯定就有批评，批评的一派把高加林视为失败者和悲剧人物，他只顾个人私利、排斥农村生活、没有为伟大事业献身的理想、把爱情当作工具……如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现革命理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等方面批评了高加林这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旧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碰撞。1949年以来的青年人生观强调克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旧话语体系内，高加林的个人追求使三大差别显现得尤为刺目和难以弥合。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话语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符合了先进代替落后的发展逻辑。
随着争论的深入，冷静下来的评论家们开始放弃立场，在作品思想高度和现实挖掘深度上评议路谣的作品，一代青年人的处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底层青年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出身，在一个差别待遇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有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才能成功。
《人生》写出了很多人的困境。苦难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但高加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路谣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写作，使无数迷茫的青年人开始觉醒，并受到激励和感染，他们在高加林身上汲取了强者的力量和对于理想的大胆追求。
跟《人生》受到的热烈追捧相比，《恋恋笔记本》同样火了，读者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但在评论家嘴里却并不讨喜。
本来姜玉楼在老一辈作家和评论家眼里就是那种堕落文人，只是在《楚门的世界》发表后，他没有动静，这些人以为他认怂了，便也偃旗息鼓。
结果《恋恋笔记本》发表后，他们怀着极大的恶意阅读后，发现果然如此，这部作品的问题非常大。
首先就是男女主人公了，一个是资本家的女儿，另一个呢，前期是个泥腿子这还没什么，但后来呢，抗战后竟然加入国军，成了军阀系统镇压革命的一份子，这还了得！
批评，必须严厉批评。
他们集中火力，开始对姜玉楼的这部小说进行猛烈的攻击。
首先是一名叫齐放的作家在《青年报》上向他开火，他说姜玉楼已经腐化堕落，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作家，而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所创作的作品，都在为资本主义的亡魂摇旗呐喊。
批评家朱斋也在报纸上开火，他认为《恋恋笔记本》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爱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往往固化为商品，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已经掌握在了市场的手中，从而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商品，并纳入了市场买卖之中。
爱情同样也不能逃脱这个趋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往往被浸润于利益、金钱与权力的关系之中，被赋予了实际上并不属于它的一些目的和意义。然后，爱情也面临了沉重的压力。
女主人公是资本家的大小姐，因此要婚配也不是泥腿子男主人公能染指的。为什么最后两人多年不见，旧情复燃后，两人又能在一起，并最终结婚呢？因为男主人公不再是泥腿子，而是军阀官僚阶层的一员。
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效益最大化，人们压力也愈加巨大。人们面临生计、职业等财务与心理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感情生活，往往需要更快地解决问题，这也会导致了人们将爱情简化为时间和金钱的结果。
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情相比，资本主义的爱情不值得歌颂，反而应该唾弃。”
作家、评论家温玉则将评论的焦点放在了大背景下，她说，“在抗日背景下，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作家姜玉楼却将目光放在了资本主义小姐和军阀官员的爱情上面，这无疑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批评家陈涌对小说的调调也很不满，“与其描写资本家的爱情，不如描写工人的爱情，与其歌颂爱情，不如歌颂苦难，离开祖国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落叶归根才是老一辈的归宿。”
姜玉楼自觉《恋恋笔记本》就是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也只是一个爱情故事。
在那个大背景下，出身已经决定了很多东西，个人能做出的选择极为有限。
毕竟，谁也看不到未来，能清晰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于他们的评论，姜玉楼也不想说什么。
他不是不想在报纸上开喷，只是吃一堑长一智，暂时绕过这些家伙。等《最文学》的销量稳定了，再做计较。
在《最文学》杂志社的编辑部里，气氛很压抑。编辑们也看到了报上的评论，要不是读者来信对《恋恋笔记本》的评价很高，他们都怀疑社长的这部作品翻车了。
编辑小高不满道：“唉，明明就是一部爱情小说，他们非要东拉西扯一大堆，这不明摆着找茬嘛。”
“嘿嘿，你不懂了吧。他们之所以批评，就是因为《恋恋笔记本》是社长的作品。”编辑小刘一副你太年轻，不懂的表情。
小高凑过来问道：“怎么说？”
“就在去年，社长和他们因为一部小说，吵得很不愉快，听说都惊动了上面。”小刘神秘兮兮的说道。
“啊，你是说《楚门的世界》？这件事不是平息下来吗？”
“是平息了，但是那帮子评论家们吃了大亏，怎么可能轻易放过社长。这不，他们又找到了机会，肯定会大放厥词。”
小高了然，“原来是这样，上一次社长骂得可谓酣畅淋漓，就是不知道这一回……”
“应该不太可能了。”小刘颇有些遗憾，解释道：“上一次，社长还只是作家的身份，这一回，他还有社长的身份，要是这次再闹大了，可就不像上次那么简单了。”
两人正说着，突然感觉办公室变得异常安静。
他们转头，发现社长正在他们背后站着，表情十分平静，可正因为太过平静，他们才觉得头皮发麻，背后冒出一层冷汗来。
小刘迅速低下头，大气都不敢出。
“咕嘟。”小高咽下口水，期期艾艾地解释道：“社长，我……我们，就是……”
“没什么，你们继续聊，我就是过来转一转。”姜玉楼拍了下他的肩膀，笑着道。
他知道评论会产生影响，所以想过来看看编辑们有什么想法，现在看来，倒也没有多少负面情绪。
小高壮着胆子道：“社长，其实您不必在意那些报上的负面评论，您的作品写得很好，读者来信中也是以褒奖居多。”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也没有太在意。毕竟作品的好坏，总要读者说了算的嘛。”姜玉楼哈哈大笑道。
小高和小刘见社长笑得这么开怀，心理上的巨大负担也放了下来。
小高当即拿出一封读者来信，递给了姜玉楼，“社长您看读者的评论，这位读者认为，‘在这个越发浮躁的时代里，这种浪漫爱情显得更加珍贵。’。”
还有这一封，“两人的爱情感人至深，且值得回味。”
小高挑出了许多读者来信，对《恋恋笔记本》的评价都很高。
等到他一口气说完后，姜玉楼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道：“小高是吧，你很好。”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姜玉楼走后，小高被同事们围了起来。
“可以啊小高，被社长记住了。”
“看来，小高要不了多久就能转正了。”
“可喜可贺。”
小高也是一脸傻笑，能被社长以这种方式认识，总归是一件好事呢。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最文学》的第一期彻底火了。
舆论普遍认为《最文学》1982年第一期为国内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除了几部短篇外，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人生》和《恋恋笔记本》两部作品。
只是相比《人生》在读者和评论界的双重加持，《恋恋笔记本》在评论界的口碑不怎么好。
不过，姜玉楼也不在乎，因为《最文学》第一期的销量几乎要闪瞎他的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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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评论中肯定的一派认为高加林代表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他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他有进取精神，为向往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做出选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
有肯定就有批评，批评的一派把高加林视为失败者和悲剧人物，他只顾个人私利、排斥农村生活、没有为伟大事业献身的理想、把爱情当作工具……如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现革命理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等方面批评了高加林这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旧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碰撞。1949年以来的青年人生观强调克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旧话语体系内，高加林的个人追求使三大差别显现得尤为刺目和难以弥合。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话语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符合了先进代替落后的发展逻辑。
随着争论的深入，冷静下来的评论家们开始放弃立场，在作品思想高度和现实挖掘深度上评议路谣的作品，一代青年人的处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底层青年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出身，在一个差别待遇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有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才能成功。
《人生》写出了很多人的困境。苦难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但高加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路谣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写作，使无数迷茫的青年人开始觉醒，并受到激励和感染，他们在高加林身上汲取了强者的力量和对于理想的大胆追求。
跟《人生》受到的热烈追捧相比，《恋恋笔记本》同样火了，读者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但在评论家嘴里却并不讨喜。
本来姜玉楼在老一辈作家和评论家眼里就是那种堕落文人，只是在《楚门的世界》发表后，他没有动静，这些人以为他认怂了，便也偃旗息鼓。
结果《恋恋笔记本》发表后，他们怀着极大的恶意阅读后，发现果然如此，这部作品的问题非常大。
首先就是男女主人公了，一个是资本家的女儿，另一个呢，前期是个泥腿子这还没什么，但后来呢，抗战后竟然加入国军，成了军阀系统镇压革命的一份子，这还了得！
批评，必须严厉批评。
他们集中火力，开始对姜玉楼的这部小说进行猛烈的攻击。
首先是一名叫齐放的作家在《青年报》上向他开火，他说姜玉楼已经腐化堕落，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作家，而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所创作的作品，都在为资本主义的亡魂摇旗呐喊。
批评家朱斋也在报纸上开火，他认为《恋恋笔记本》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爱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往往固化为商品，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已经掌握在了市场的手中，从而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商品，并纳入了市场买卖之中。
爱情同样也不能逃脱这个趋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往往被浸润于利益、金钱与权力的关系之中，被赋予了实际上并不属于它的一些目的和意义。然后，爱情也面临了沉重的压力。
女主人公是资本家的大小姐，因此要婚配也不是泥腿子男主人公能染指的。为什么最后两人多年不见，旧情复燃后，两人又能在一起，并最终结婚呢？因为男主人公不再是泥腿子，而是军阀官僚阶层的一员。
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效益最大化，人们压力也愈加巨大。人们面临生计、职业等财务与心理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感情生活，往往需要更快地解决问题，这也会导致了人们将爱情简化为时间和金钱的结果。
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情相比，资本主义的爱情不值得歌颂，反而应该唾弃。”
作家、评论家温玉则将评论的焦点放在了大背景下，她说，“在抗日背景下，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作家姜玉楼却将目光放在了资本主义小姐和军阀官员的爱情上面，这无疑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批评家陈涌对小说的调调也很不满，“与其描写资本家的爱情，不如描写工人的爱情，与其歌颂爱情，不如歌颂苦难，离开祖国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落叶归根才是老一辈的归宿。”
姜玉楼自觉《恋恋笔记本》就是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也只是一个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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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你不懂了吧。他们之所以批评，就是因为《恋恋笔记本》是社长的作品。”编辑小刘一副你太年轻，不懂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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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息了，但是那帮子评论家们吃了大亏，怎么可能轻易放过社长。这不，他们又找到了机会，肯定会大放厥词。”
小高了然，“原来是这样，上一次社长骂得可谓酣畅淋漓，就是不知道这一回……”
“应该不太可能了。”小刘颇有些遗憾，解释道：“上一次，社长还只是作家的身份，这一回，他还有社长的身份，要是这次再闹大了，可就不像上次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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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转头，发现社长正在他们背后站着，表情十分平静，可正因为太过平静，他们才觉得头皮发麻，背后冒出一层冷汗来。
小刘迅速低下头，大气都不敢出。
“咕嘟。”小高咽下口水，期期艾艾地解释道：“社长，我……我们，就是……”
“没什么，你们继续聊，我就是过来转一转。”姜玉楼拍了下他的肩膀，笑着道。
他知道评论会产生影响，所以想过来看看编辑们有什么想法，现在看来，倒也没有多少负面情绪。
小高壮着胆子道：“社长，其实您不必在意那些报上的负面评论，您的作品写得很好，读者来信中也是以褒奖居多。”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也没有太在意。毕竟作品的好坏，总要读者说了算的嘛。”姜玉楼哈哈大笑道。
小高和小刘见社长笑得这么开怀，心理上的巨大负担也放了下来。
小高当即拿出一封读者来信，递给了姜玉楼，“社长您看读者的评论，这位读者认为，‘在这个越发浮躁的时代里，这种浪漫爱情显得更加珍贵。’。”
还有这一封，“两人的爱情感人至深，且值得回味。”
小高挑出了许多读者来信，对《恋恋笔记本》的评价都很高。
等到他一口气说完后，姜玉楼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道：“小高是吧，你很好。”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姜玉楼走后，小高被同事们围了起来。
“可以啊小高，被社长记住了。”
“看来，小高要不了多久就能转正了。”
“可喜可贺。”
小高也是一脸傻笑，能被社长以这种方式认识，总归是一件好事呢。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最文学》的第一期彻底火了。
舆论普遍认为《最文学》1982年第一期为国内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除了几部短篇外，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人生》和《恋恋笔记本》两部作品。
只是相比《人生》在读者和评论界的双重加持，《恋恋笔记本》在评论界的口碑不怎么好。
不过，姜玉楼也不在乎，因为《最文学》第一期的销量几乎要闪瞎他的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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